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其起因于公众和社会对于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期待,以及从未停止的政府改革的促动,归根结底根源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回应性的不断提高。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对于加强行政监督,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责任政府的目标意义重大。积聚了我国行政问责制主要成果的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自2003年“问责风暴”以来,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发展道路,但是尚处于起步阶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先天不足”,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使其走向完善和成熟。行政问责制作为我国行政监督的一项制度创新,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成果,是建立责任政府的制度基础和实现方式。本文认为不在民主政治下推行行政问责制,跟传统的整肃吏治没有区别,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中,才能真正明确权力的归属和实现对权力的监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行行政问责制的根本动力,只有在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才能找到其发展方向和路径依赖。本文第一章简述了政府责任、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及其涵义,以及建立行政问责制的相关理论依据。认为公共行政体系作为控制、影响现代社会的重要制度支柱,让政府成为人民的政府,让政府正确地做事,其途径就是约束和控制行政权力,这需要民主和法治的根本推进,建立责任本位的政府,明确民主政治下政府应担负的政治、法律、行政和道德责任,用责任缚住政府权力,真正让政府负起责任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高级民主形态,民主的实现主要不是通过国家权力分立和制衡,而是通过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来实现政府对人民负责,当今政府所掌握的广泛权力呈扩张态势,容易产生权力滥用和权力异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成为我国渐进式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二章概述了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并据此指出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存在的缺陷,探寻影响和阻碍行政问责制发展的原因。认为现有制度安排对行政权的监督已经形成多角度、立体式的监督机制,但是监督效果不理想,为此,借鉴西方国家责任政治,创设行政问责制,以期加强政府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惩处政府及其公务员不作为、乱作为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使政府责任真正得以落实。积聚了主要创新成果的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由于实践先于理论而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行政体制外问责主体缺失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缺失、行政体制内问责的有限性以及问责程序机制的欠缺,存在以上缺陷的主要原因有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水平不高,政治体制长期存在权力高度集中、以党代政的弊端,造成政府法定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不到位,同时缺乏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传统,各政治权力主体监督权虚置或弱化,行政监督机制设置分散,无法与行政权相抗衡,没有形成有效的政府责任机制,以及“行政化”管理模式的不良影响,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贯彻的不彻底等。第三章提出了对策,认为实现从行政体制内的等级问责走向权力机关对政府的政治问责,逐步实现行政问责制的民主化目标,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克服其局限于行政体制内的“先天不足”,引入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为问责主体,并确立人大的核心地位,形成内外并重、内外结合的问责模式,真正实现政府及其公务员向人民负责,实现政府向上级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统一。为此,一方面要处理好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确立起人大的核心主体地位,完善人大对政府政治责任的追究机制,并整合各类行政监督主体,使之统一到以人大为核心的行政监督机制之下;另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和重视自下而上的、广泛的社会监督的基础地位,健全社会问责的制度保障,提高问责的公开透明度,以推动社会问责的发展;第三应发挥行政体制内等级问责的优势,强化行政首长问责制,实现问责个人化。本文的结论和创新之处是将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置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框架内进行定位和发展,促进行政问责制沿着民主的道路前进,从根本上克服其功利性、工具性倾向,摆脱其单向度、局部性制度变迁的困境,与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相协调,问责不仅仅是加强监督,问责也不是目的,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目的是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实现责任政府的建设目标。不足之处是对政府责任机制研究不够全面,尚不能透彻地阐明行政问责制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