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朝中后期的礼乐、宗教运动，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乾兴元年(1022)占据朝廷大量财力与精力的核心大政之一。　　以往多将这一运动放在“澶渊之盟”的背景之下，强调宋辽议和对“天无二日”的中国中心论造成巨大冲击，宋真宗力图借助符瑞、封祀乃至道教，昭示天命、粉饰太平。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天书”为线索，希望呈现此运动的另一驱动力——真宗的道教信仰。直到大中祥符五年，朝廷的各项大礼都不出国家祭祀体系儒主道辅的框架之外。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真宗对外公布“天书”实际来自于道教神祇玉皇大帝和圣祖天尊大帝以后，朝廷各项大礼朝拜的对象和大中祥符年间新建宫观供奉的对象就正式转为了这两位道教神祇。结合真宗道友王中正的生平，及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之前对玉皇、圣祖半遮半掩但过于有“预见性”的崇奉，可以发现，真宗对玉皇、圣祖早有信仰，他也早就知道“天书”传达的天命来源于玉皇、圣祖，只是他到时机恰当之时才对外公布罢了。“天书”的物理形态无疑为假造，但真宗很可能相信其中传达的天命的确来自神灵，“天书”实物的“降临”，只是被他设计出来用于说服别人。同时，对于年过不惑而继嗣乏人的真宗而言，“天书”中“世祚延永”的表达中有强烈的子嗣隐喻，而祈皇嗣的昭应宫之修建时间与李宸妃怀上未来仁宗的时间神奇重合，这一切都让真宗对“天书”及其背后的宗教权威玉皇、圣祖的信仰越发不可自拔，直至将“乾祐天书”当作神灵赐予皇储的新的符命。　　后人与当代研究者多以“病狂”、“闹剧”指称真宗朝中后期的礼乐、宗教运动。但历史学家不应简单将此运动定性为妄图骗得他人崇信的闹剧，也很难将时人的附和参与完全归于缺乏政治节操。重新对这一运动发生的思想、文化脉络多加考察很有必要。本文认为，在太宗、真宗之际，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尚是潜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中的儒家超自然主义仍然十分流行:经典中的感应之说未被忽视，谶纬仍具有相当的权威，“正直之臣”也不以借助符瑞歌功颂德为耻。在这种氛围下，以河图洛书为原型、受谶纬显著影响且兼综儒、道的“天书”，并不容易受到反对;运动早期的大礼，如封禅泰山，既有汉唐旧例可循，又可看作对宋太宗遗愿的实现，也实不出时人所接受的文化源流之外。但是，仁宗以降的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导向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天人感应学说在政治文化中日益边缘化，谶纬被排除出儒家典籍系统，而祥瑞之说则被“正直之臣”所抵制，甚至在汉、唐、宋初都被视为王朝盛典的封禅也被视为不经、不古。真宗在礼乐、宗教运动中的很多作为虽然沿袭、模仿汉唐，但这种思路却很快就要被后世文化的发展方向所抛弃。这场运动不仅在转向道教之后，而是在发起之初，就进入了思想史发展的盲枝。宋徽宗的三教合一运动看似与宋真宗朝礼乐、宗教运动相似，但三教合一运动实际生长于北宋儒学运动的土壤中，比宋真宗的礼乐、宗教运动更能体现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若干影响，因此也更易被作为宋代宗教运动的代表，获得研究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