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在历史上备受訾议，其“邪恶”主张导致人们将其名字视为不道德的代名词，但也有不少思想家基于历史情境以及马氏学说的共和理想诉求为之辩护。这种对立贯穿五百年间人们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理解当中，并在20世纪着重表现为施特劳斯学派与剑桥学派之间的冲突。施特劳斯学派重申马基雅维利传授恶德的古朴观点，并力图揭示马氏是现代性的开端人物，认为他对现代西方所充斥的相对主义负有责任;而剑桥学派则延续了哈林顿以降的传统，将马氏视为共和主义传统的中继人物，认为他所阐发的是古代价值。这种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与文本的选择有关，除了施特劳斯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篇末提及马基雅维利的戏剧《曼陀罗》外，当前关于马基雅维利学说的纷杂诠释都过多侧重于其政治作品。卢梭以降的共和主义者倾向于将《君主论》视作一部讽刺性作品，强调根据《李维史论》来阅读《君主论》，以图缓解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不区分暴政专制和君主政制、也不区分君主私人野心与仁民爱物的公益德行所带来的道德压力。但是，施特劳斯反而强调《君主论》可能更为直言不讳地道出了马基雅维利的真义。根据《君主论》，他否认对国家的热爱是马基雅维利最为珍爱的资源，反对以共和福祉来为违反道德的政策或行动辩护。　　遭受美第奇家族的驱逐后，马基雅维利开始其写作生涯，并迫切表现出想加入文学圈子的渴望。马基雅维利自谓历史学家与戏剧家，其政治著述围绕古今实例展开，而其喜剧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尤其是《曼陀罗》。因而，历史叙事与戏剧叙事构成马氏表达其思想的两种重要叙事方式。作为一部较具原创性的喜剧，《曼陀罗》既与马基雅维利本人的跌宕人生经历有关，又因其对人性的深刻揭露而较其历史叙事更具普遍性，因此《曼陀罗》对于在一般意义上探寻一个统一的马基雅维利形象而言是一个可能的切入点。　　论文导论部分梳理了学界对马基雅维利的对立诠释，并据此引入为何解读《曼陀罗》，并对近500年来西方学者对《曼陀罗》的研究（中国学界对该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情况见附录二）进行综述，最后说明本文析读《曼陀罗》的研究进路。　　第一章围绕《曼陀罗》的献歌与序幕来分析马基雅维利写作的意图以及《曼陀罗》中的戏剧结构。喜剧是马基雅维利表现其教诲的方式之一，借助于戏剧舞台，他同样可以塑造起一个个典范，就像他在政治著述里不断援引历史人物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一样。《曼陀罗》的戏剧行动也说明了在遭遇不期而至的情境时，人们实际上会如何行事，而审慎的人在洞察到这些情势之后又应该如何审慎行动。因而，体认到命运给人类带来的变化莫测以及阐明在这种情境下应当如何审慎行动构成了马基雅维利寓意《曼陀罗》中的一般教诲。　　第二章到第四章围绕戏剧行动分析马基雅维利剧中对审慎的处理，分别讨论审慎与自然欲求、道德德性与男子气概的关系。第二章围绕自然欲求之于人们行动的支配性作用，讨论获取欲望与人类必须作恶的基本处境之间存在的关系。第三章讨论道德德性本身所存在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伪善缘何构成一种必需。第四章则讨论男子气概之于马基雅维利而言为何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此基础上，本文在第五章揭示出在马基雅维利的世界里，起支配性作用的是“必需”。马基雅维利的“必需”兼有两种含义，其一是解释性的，人们在特定情形下必然会如何行动，其二是工具性的，为了获得X，必须做Y。马基雅维利体认到命运的多变、生活的艰难、日常道德的缺陷以及恶的必然性等等，强调人们应该认真对待生活的复杂性。因而，重要的并不是在他所有作品里频繁出现并被历史诟病的“邪恶的主张”，而是对“必需”的洞见。马基雅维利因而在人们实际上如何生活的基础上提出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主张。　　第六章在古典伦理和现代道德的基本框架内理解马基雅维利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教诲，并据此界定他在思想史上的位置。马基雅维利基于“必需”的基础上对审慎所作的理解使得其教诲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现代感”。他对欲望（目标）的反思缺少伦理意义上的慎思，没有像古代学者那般，为行动确定一个最终的目标，由人类根本的善来引导行动的正确性。马基雅维利拒绝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都指向一个终极的目的，而人们的行动是为了使这个自然本性日益繁盛，达到一种完善的状态。他强调“必需”对行动的限制，并认为一个审慎的人应该注意到这些限制的不可避免性，由此为霍布斯开辟了从“恶”到“善”的现代进路。然而，同样需要注意到马基雅维利本人学说里的复杂性，他并没有像霍布斯那样为政治行动确定了一般法则，而始终停留在对具体事务的判断上，没有借助于理性去规定行动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马基雅维利认为审慎是属于少数人的德性，同样不同于霍布斯民主化了的人人都平等拥有的理性。因而，马基雅维利对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理解处于古代伦理与现代政治（道德）之间，这彰显出马基雅维利的复杂性及其现代感的微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