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方略,其对司法机关的要求则表现为司法公正。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纠纷案件也更加繁琐复杂,在涉外专利判决案件中,面对当事人国籍不同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在审理过程中是否能将当事人双方平等对待、公正裁判,是否能保持中立性是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格兰特理论常常被用于验证法官中立性问题中,其核心内容为当事人资源间的优劣形势会影响最终判决结果。其最初内涵中的当事人资源主要指组织机构主体与自然人主体间因为经济实力产生的代理人资源的差异,大批域内外学者在对不同国家司法实务做法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赋予其新的内涵并进行检验。一些学者的检验结果证实了该理论,另一些学者将法院因素与法官因素等也纳入进格兰特理论,而还有的学者发现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裁判结果则完全相反。在我国司法领域内有不少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对其进行检验,得出肯定的结论并发现政府机构或与政府有关的组织机构在诉讼过程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在对于涉外专利判决部分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但在本文研究中,我们将尝试以“国籍”作为一种新的“当事人资源”讨论法官是否保持中立,同时在以国籍为标准的情况下,分别讨论当事人类型因素、代理人因素以及判决出席情况对裁判结果的影响,以验证格兰特理论在我国涉外专利判决领域内是否适用,以及国籍是否能作为一种新的当事人资源影响最终的判决结果,最终分析司法机关的中立性问题。对此我们在对中国当事人与外国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可能占有的优势分别进行分析,随后大胆地做出两个假设:1.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原告胜诉率高于外国原告。2.中国原告获得的赔偿金额高于外国原告。通过对2000-2017年的涉外专利判决的实证研究分析,以及与同一时段国内专利判决横向对比后,我们将其一一证伪,得出面对当事人国籍不同的情况时,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保持了中立性的结论。同时,通过对对象样本的整理结果,我们发现格兰特理论部分适用于我国涉外专利案件领域,当事人类型的不同、代理人资源不同以及判决出席情况确实会对审理结果造成影响,但我们认为这种影响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并且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并不是司法机关有失公允。而之前有学者得出“有政府背景”能作为一种当事人资源的结论在该领域内也未得到证实,国有企业在诉讼活动中并不占有优势能说明这一问题。我国司法机关在涉外专利裁判中保持了中立,满足了司法公正的要求,坚持了依法治国方略。最后,对于格兰特理论在我国涉外专利判决领域内的检验结果以及诉讼形势中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应进行反思。专利侵权案件层出不穷,涉外专利判决中中国当事人作为被告的案件占到所有案件的近九成,尤其是自然人与个体户等主体聘请代理人比例低,更有甚者接到传票后也拒不出庭,权利意识淡薄者不在少数,这都说明了我国的普通民众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与保护意识还需亟待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