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到1936对于现代汉语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三十年，这一时期在翻译影响下建立起的现代汉语，决定了以后几十年间流行于知识界的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基本面貌。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汉语的现代化也是当时政治、社会、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因此本论文试图把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放回到其所处的文化大环境中进行讨论，考察在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翻译是如何推进汉语的现代化的，并依托于大规模语料库对欧化的可能性和限度问题进行了探讨。本研究赋予了语言接触研究新的文化视角，并对语言接触带来语言演变的限度进行了探讨，丰富了语言接触理论。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从文学、文化视角、以及语言学视角介绍了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对研究的方法和论文的架构和内容进行了描述。第二章翻译与语言。纵观中外的翻译史，翻译都曾经对译入语国家的语言产生过影响。在世界翻译史上，马丁·路德的《圣经》德译本直接促成了德语的统一，英语则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都受到翻译的影响，而翻译对俄语和日语的发展也都发挥过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的历史上，翻译同样对汉语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中国历时近千年的佛经翻译对汉语的巨大影响就是明证，此外，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以及《圣经》翻译都对汉语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本章中，我们将回顾中外翻译史，探讨翻译对民族语言发展的影响。第三章翻译与现代汉语。在这一章里，我们依托于1905-1936这一大文化环境，探讨了翻译在现代汉语书面语建立过程中所负有的特殊文化使命。这部分的研究将以史料为依托，首先大量收集1905年以来翻译史、文学运动的史料，尤其是民国以来新白话文运动的有关史料，同时旁及当时的一些出版物，在此基础上，全面概述了当时的文化背景。首先我们通过对传统白话，现代白话，浅近文言三个概念的辨析，对欧化语法进行了界定，接着论述了翻译为什么是现代白话文的源头之一，进而把1905-1936年按翻译所扮演的文化角色的不同划分为三个时期来讨论：一、1905-1917自发的欧化，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性，这一时期翻译还往往只是把译介新鲜事物、概念和风俗为己任，少有译者清楚认识到文学翻译对汉语的现代化及本国的文学实践的巨大意义，这一时期的翻译语言以浅近文言和白话为主，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直译文法，但这种直译的现象和由此产生的语言欧化多数并非译者有意为之，因此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自发的欧化”。由此可见，欧化汉语的产生并非只来自于那些刻意拿翻译改造汉语的译者的作品，它同时也是两种语言在接触和碰撞中的一种自然的结果。二、1918-1928自觉的欧化，1918年的到来拉开了有关翻译以及汉语现代化讨论的大幕，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1918年12月)等关于翻译和现代汉语建立的关系的讨论都发表于这一年。对白话文的提倡在这一年也实现了真正的突破，《新青年》从1918年1月15日刊发第四卷第一号起，译文和创作全面采用白话文并使用西文标点。从《新青年》杂志引起的强烈反响就足以表明白话文运动的号角已经吹响，一个新时期已然到来。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把白话推上了正统翻译语言的地位，忠于原著的“直译”渐成风气，代表人物周作人、傅斯年、鲁迅、刘半农、茅盾等，有相当数量的关于译论的文章出现。胡适、傅斯年和鲁迅等明确提出向西文学习做白话文的方法，更有大批新文学运动的支持者在翻译中实践着直译的方法，在创作中尝试着从翻译中学来的新表达。因此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自觉的欧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黎锦熙的《新著国文语法》，该语法书是以英文语法体系为参照写成的汉语语法书，从某种意义上，该书赋予了欧化语法合法化的身份。三、1929-936对欧化的反思，尽管傅斯年在1918年《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白话文应该欧化的主张之后，曾经一度引起过争论，但在五四时期，这种主张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而在即将进入30年代之际，对于欧化语言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先有梁实秋通过批评鲁迅的硬译，对欧化提出了异议，后有瞿秋白倡导的大众语运动，称欧化文为“不人不鬼的新文言”。因此我们称这一时期为“欧化的反思期”。尽管我们使用了“反思期”这样的字眼，但细心地对文献进行梳理后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对“硬译”和欧化的讨论有太多政治因素牵涉其中，缺少从语言层面的认真考虑，对于欧化汉语的现象直到十年后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1943)才第一次系统地进行了描述，而对于翻译是否能够“改造”汉语，如何“改造”汉语，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造”汉语，至今一直没有成体系的研究，这些问题将是我们在后几章重点讨论的内容。第四章翻译影响汉语的方式。语言接触能带来语言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语言接触到底是如何作用于一种语言、使其产生变化的，我们仍缺少扎实的研究，而对于语言接触过程中，语言内、外因又是如何互相作用的，我们更是知之甚少。在这一章中，我们以1905-1936年这一特殊时期的汉语变化作为研究对象，考察翻译带来的间接语言接触如何影响汉语，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汉语自身特点与外来影响的相互作用。作为语言演变的外因，翻译活动通过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汉语输入词汇和结构使汉语产生变化，尤其在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期中，翻译更被赋予了“改造汉语”这一非同寻常的使命，其作为外因的影响力被发挥到了极致。翻译通过直接引进、激活和扩展汉语原有结构等方式，影响了汉语的多个方面，但所有这些新语法现象要真正进入汉语的体系中，必然接受汉语自身规律严格的筛选，一些与汉语习惯相差太远的终将遭到淘汰。第五章欧化与现代汉语的发展。翻译在汉语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影响渗透了汉语词汇、语法、篇章和文学表现力等多个方面，给汉语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翻译新词填补了汉语的词汇空缺，引发了汉语词汇化方式的变化；二、翻译带来的新语法范畴填补了汉语原来的语法空缺；三、翻译带来的新结构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四、欧化的句法使汉语的句法结构更为精密，更能满足对复杂思想表述的需要；五、欧化的衔接手段丰富了汉语的篇章衔接手段；六、欧化汉语使细致、复杂婉曲的描写成为可能，增强了汉语的叙事功能和表现力。第六章欧化及其限度。翻译对汉语造成了影响固然是事实，但这种影响并非无所不及，在翻译欧化汉语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相互掣肘的力量：一方面，欧化作为一种外力，影响着汉语从词汇、到语法、再到篇章的方方面面；而与此同时，汉语自身的规律也在不停地规约着欧化带来的种种语言变化，吸纳可以吸纳的，排斥不能融入的，这两种力量的角逐最终决定了汉语欧化既是可能的，同样也是有限度的。现代汉语建立的过程也正是欧化的词汇和语法接受种种考验、试图融入汉语系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汉语言的特点、汉民族的心理和汉民族的文化规约着欧化的种种现象，只有符合汉语习惯和汉民族文化心理的欧化才能够最终成为汉语的一部分。第七章结论与启示。总结了汉语欧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限度，揭示了本研究对语言接触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