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47.5%,至2019年首次超过60%,城镇化进程加快带来的新增城镇住房需求亟待解决,住房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保障性住房的有效增加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尤为重要。在中国经济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背景下,有效且持久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是十分必要的,探索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而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一直是学术界热门的研究领域。在我国不同可支配收入的家庭中,住房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中的比例较高,截至2020年底,个人住房贷款在居民家庭消费债务中的占比高达69.6%。在我国人口总量中,中低收入群体基数庞大,保障性住房有助于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基本住房需求、释放居民的住房消费潜能以及调节居民消费结构。近年来,我国住房保障政策的稳步推进,各地区保障性住房积极建设,保障性住房的福利效应和经济效应凸显,学者们开始关注保障性住房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保障房作为研究对象,从家庭消费的视角深入分析保障房的福利效应和经济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发现阻滞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于保障房与家庭消费支出的研究,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基本问题:对于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保障房体系是否能够改变家庭在收入预算下的消费支出结构,增加社会零售商品的消费,从而提升居民家庭生活水平。基于这个核心问题,本文研究的侧重点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保障性限制产权住房是否可以通过改善家庭债务这一中介变量间接作用于居民消费有待验证;二是保障性租赁住房对于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以及消费结构的实际影响效果有待研究。在以上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共计四期的CFPS数据,验证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保障房对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然后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保障性限制产权住房通过家庭债务影响家庭消费的机制;而后本文基于不同家庭特征和家庭住房产权类型,采用分位数回归的研究方法,进一步验证了不同收入水平下保障房对消费支出的异质性影响。此外,本文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对于城镇自有住房家庭,保障性限制产权住房家庭的消费支出高于商品房家庭,主要表现在生存型消费支出方面。家庭通过负债可以增加消费支出,并且负债在保障性限制产权住房家庭中的消费平滑效应更为突出。（2）保障性限制产权住房家庭和商品房家庭的债务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家庭债务在保障性限制产权住房促进家庭消费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发挥的具体效应有待进一步研究。（3）对于城镇租赁住房家庭,公租房家庭和廉租住房家庭的消费水平均低于市场租赁住房家庭,主要表现在生存型消费支出方面。家庭债务和家庭金融资产规模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4）保障性限制产权住房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低于商品房家庭,公租房家庭和廉租住房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均低于市场租赁住房家庭,保障性住房家庭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意愿最高,这一研究发现说明满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扩大不同形式的保障房覆盖范围放松家庭预算约束,可以增强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