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记者招待会每年举办一次,目的是为了促进与公众尤其是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并有效提升政府形象。“两会”记者招待会的关键特征之一是交传口译服务的出现,旨在为在国际舆论的传播与流动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国际媒体记者提供语言服务。鉴于此,口译员在介入政府发言人与国际媒体记者的交流沟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能影响后者对我国政府的感知。在此类正式场合,尽管人们对口译员的期待是完全忠实于原文并实现隐身,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译员拥有一系列的口译策略来介入话语意义的形成,以期达到特定的话语目的,比如模糊缓冲策略就是常用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关注译员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系统性地应用模糊限制语来实现预期的交际效果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致力于揭示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在模糊限制语的应用方面所呈现的规律性特征,并考察译员规律性的语言行为是如何受到更广泛的情景语境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选取中国政府“两会”记者招待会口译语料为研究对象,并创建了汉英平行语料库。该库收集了1990至2014年间中国政府在“两会”记者招待会期间的口译译文及其汉语原文。同时,为了获取口译文本1)相较于其它形式的口头话语;2)相较于其它形式的笔译文本的总体性推断,本研究同时创建了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汉英平行语料库和美国政府记者招待会转写文本语料库。在研究过程中,AntConc软件被用于在英语文本中提取索引行以及检索超越索引行的更宽范围内的上下文语境。此外,ParaConc软件可用于平行检索,提取中英对照的索引行,可用于考察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的照应关系。同时,本文将Hyland(1996a,1996b)的模糊限制语模型做了一定的调整,修改后的模型包含准确性导向型、说话者导向型和听众导向型三种主要功能,在本文中用于描述目的。基于语料库的定量分析表明,模糊限制语在记者招待会口译文本中频繁出现,达到了将近每万词70次的频率。据统计,口译员频繁使用认知类动词作为模糊限制语,然而副词却是最为多样化的语法形式。情态动词也被译员频繁使用,形容词和名词形式只是极少出现。通过对语境中的功能进行分析表明,模糊限制语在三大功能中均有应用,但各类别的比例非常不均:译员经常在人际层次上应用模糊限制语来改善人际关系,以促进交流的顺利进行;其次,它们还频繁地应用于命题的层次上,以实现提高准确性的目的;然而,译员很少在话语层次上选用模糊限制语来实现保护说话者的目的。通过与笔译文本和原创文本的对比表明,三者在模糊限制语的总频次和功能分布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中,笔译文本较口译文本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总体数量更少、形式更为单一,并且模糊限制语主要用于提高陈述的准确性,极少服务于作者或读者的目的。统计学分析表明,笔译文本在模糊限制语功能的分布上与口译文本具有显著性差异。原创文本呈现出相反的趋向:原创文本在总体上较口译文本使用了数量更多且形式更加多样化的模糊限制语。就功能分布而言,原创文本在听众导向型的比例上明显超过口译文本,后者则在准确性导向型和说话者导向型的比例上超越前者。统计学分析亦表明原创文本在模糊限制语的功能分布上与口译文本具有显著性差异。为了探明上述差异的原因,本文通过平行检索进一步考察了口译过程。研究发现,译文中的模糊限制语与原文主要呈现出四种对应关系,即直接迁移、间接迁移、偏移和增添。随后,本文考察了能体现译员自主性行为的“偏移”和“增添”的频次,并将相关频次和比例与对工作报告翻译过程的考察进行比照,结果表明译员在口译过程中更为频繁地进行各种增添及偏移,以实现特定的话语目的。最后,通过将此结果与上述的发现相结合,并借用语域分析理论,本文发现相较于笔译者和本族语者,口译文本中译员在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上所表现出来的典型性行为与其产出时的特殊语场、语式、语旨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笔译过程中更便于找到源语语言形式的直接照应,而口译过程中的“脱离源语语言外壳”更为明显,“重述”源语意义的过程更具挑战性,译员需要更多借助模糊限制语等语言手段来实现准确性等目的。此外,口译和笔译在产出方式(即时性与精心规划)、受众的特点(内部人与外部人)、交际目的(社交性与信息性)、外交性等方面的不同,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二者在模糊限制语使用上的差异。口译与原创文本在交际双方的权力和社会距离、中美文化偏重不同类型的面子(积极与消极面子)、不同的语式(独白式与对话式)等方面的差异解释了二者在模糊限制语使用上的区别。另外,汉英修辞传统上的差异以及说话者的英语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口译与笔译文本中模糊限制语应用的差异。本研究对于未来的译员培训及口译教学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并且对于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能够带来某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