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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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见性规则是限制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重要规则,其正当性基础为私法自治。但司法裁判机关在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上较为审慎,导致实践中该规则适用率较低、裁判说理不充分,且与确定性规则适用范围界限不清晰,并进而出现对可得利益的保护程度不足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可预见性规则的预见判断标准过于抽象,且没有系统的判断标准,不能给法官以足够的指引,需要将预见判断标准具体化。可预见性规则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应在私法自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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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见性规则是限制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重要规则,其正当性基础为私法自治。但司法裁判机关在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上较为审慎,导致实践中该规则适用率较低、裁判说理不充分,且与确定性规则适用范围界限不清晰,并进而出现对可得利益的保护程度不足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可预见性规则的预见判断标准过于抽象,且没有系统的判断标准,不能给法官以足够的指引,需要将预见判断标准具体化。可预见性规则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应在私法自治、保护当事人预期利益和促进交易之间寻求平衡,实现公平的终极法律价值追求,在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对该自由裁量空间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可以采纳动态系统理论,构建合意要素、主体要素、主观性要素、外部性要素组成的评价体系。合意要素是包括动机在内广义的合同目的,是影响合同可预见性判断最重要的因素,信息披露程度对于合意要素的认定也十分重要。主体要素是当事人的职业。主观性要素是当事人的主观可归责性。外部性要素包括市场环境、与第三人相关情况。通过对各要素及要素充足度进行认定,将可预见性规则预见判断标准问题转化为由各项要素有机组成的具象的当事人的预见能力问题。合意要素、主体要素、主观性要素搭建起了这个具象的当事人的框架,结合外部性要素,综合对判断该当事人的预见能力进行预估,进而判断是否可预见,形成可预见性规则预见判断标准的动态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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