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但是绝对差距却在不断增大。如何有效提高农民收入、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成为解决当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在此后的几年中,不同文件均在助推“三农”发展议题上提出不同远景展望,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首位,在解决好“三农”问题之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举全党全社会之力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在此背景下,农村地区经济条件持续向好,农业产业链趋于完备,农民收入来源不断变化,由过去单一的传统农业收入逐渐向收入多元转变。伴随着农村地区农业产业生态的完善,当前的金融服务已无法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这也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仍然是我国整体金融发展中最为基础和薄弱的环节,整体表现为金融供需不平衡、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不匹配、资源闲置与短缺现象并存以及金融服务的低效率和高门槛,“三农”发展受到较大限制,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依然难以解决。而普惠金融以突破金融边界、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以及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等方式有效解决了上述难题,对于缓解农民资金约束、降低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以及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积极作用。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在移动互联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正逐渐替代传统金融成为金融的重要补充方式。相较于传统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克服其存在的短板不足,消除农民获取金融服务面临的空间阻碍,进一步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扩大金融使用范围,对提高农民收入和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作用显著。结合现有的农村金融发展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分项收入的机制进行分析,并据此形成本文的研究假说,通过建立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分项收入的机制进行研究。本文以30省份2011至2020年间的农民分项收入和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基于对农民分项收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以空间滞后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分项收入的影响,并通过划分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进一步研究农民分项收入空间溢出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整体层面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人均经营性收入正向促进作用显著,对农民年人均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显著为负。第二,从空间溢出效应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民经营性收入具有相同的增长促进作用。对于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都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第三,从分区域的角度来看,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三项人均收入均表现出显著负向作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东北地区农民经营性收入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明显,但对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却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分项收入的影响均存在正效应,但均不显著。由上实证结果可以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工资性、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都具有显著影响,同时,这些影响因地区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特征。针对上述实证分析结果,为进一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强化其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和优化农民收入结构的作用,提出如下四点建议:第一,持续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第二,优化金融资源空间布局。第三,提升农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第四,加强农村地区金融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