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中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双重影响,我国国内投资收益率逐渐降低,居民收入和市场净出口规模增速不断放缓,以外需拉动为主导的外循环路径持续受到阻碍。为刺激经济复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然而近年来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状态。正如硬币具有两面性一样,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发展会加速我国资本市场吸纳流动性的能力,出现“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并存”现象。因此在当前背景下针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关系展开探讨,有利于增进我们对不确定情形下居民消费决策的理解,明确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增长点。为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明确研究视角并从理论与现状两个角度分别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其次,在理论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我国2011-201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标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再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减少预防性储蓄和缓解流动性约束三种传导路径是否畅通,明晰两者之间的内在传导逻辑;最后,考虑到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创新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尝试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探究基于不同异质性条件下两者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根据实证回归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2）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均是两者之间的重要传导路径,而降低居民储蓄和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仅在农村地区成立;（3）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其对我国东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效果更佳;（4）随着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也得到提升;（5）技术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直接推动力,保持相对合理的技术创新水平能够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发挥“激励”作用;（6）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较高的收入水平如同“催化剂”,有助于提升两者之间的影响效力。根据研究结论,为使我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内需扩容提质,本文从运用好数字普惠金融工具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视角出发,提出建设更加全面的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营造稳健安全的信用风险防控体系、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三点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