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集中制的内在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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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国家建设可谓时代主线之一。而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则在这一正在展开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基础支撑地位。民主集中制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政治原因,在产生之初就存在认识上的歧异,其后也曾出现过实践上的不同程度的摇摆。列宁最初提出的是集中制而非民主集中制,在孟什维克派和第二国际的反对之下作出妥协,最终形成了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演进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七大之上刘少奇的报告、“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的专门论述、邓小平的“8.18”讲话,是民主集中制历史话语的集中呈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系列重要党内文件或法规,则进一步奠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不过,由于其过于原则,特别是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存在较大的内在张力,导致出现不少理解上的歧异与实践上的偏差,在具体的制度设置上也存在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等方面的不足。以现行党章“民主集中制”的表述为基础,其中涉及的规范性要素分为三个层面和五个关键词:  第一层面的“民主”与“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核心理念要素。民主分为四个层次:作为价值理念的民主、作为政体形式的民主、作为组织运作制度的民主、作为工作作风态度的民主。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既含有价值理念的成分,也含有权力分配形式的意涵,更不能缺少具体组织运作制度机制的支撑,但作为工作作风态度的民主并不具有太大的规范性研究价值。“集中”也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作为民主内在要求的决策集中、非常情势意义上的集中、作为组织结构形式的集中。在党内,“正确的集中”实际上只有在最后一个层面才能成立。实行“集中”,是与共产党的终极理想目标相一致的,是与深厚的“大一统”文化心理相契合的,也能够对民主的可能失范形成必要的制约与纠偏。但必须注意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在二者不同层次上的运用,必须清晰区分、慎之又慎。民主在价值上优先于集中,但在具体运作中必须受到集中的制约。  第二层面的“权利”与“权力”,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支撑。党员权利应当与党员的公民权利区分开来,它本质上是一种“代言权”,是为了保障民主集中制运作尤其是党内民主运行的功能性制度构建,不具有本位价值,必须积极行使而不可主动放弃。基于同一原因,党员权利不能受到压制,必须受到保障,而少数针对党员权利的限制只有在“集中”的层面才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以“领导权”的面目呈现,区别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一般国家权力,需要接受宪法和党章的双重约束。党的“领导权”的行使,对外表现为党和国家的关系,对内则通过民主集中制来架构和运作,其需要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规范。宏观方面涉及党内组织架构的横向分权制衡,也即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者之间的恰切关系。微观方面涉及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实践中,“权利”与“权力”往往会在具体的制度配置中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并互相制约、共同发挥功用,比如与民主选举权相关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与民主决策权相关的委员会制,以及组织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只有在具体制度配置中始终兼顾体现“民主”和“集中”,才能确保民主集中制真正健康有序运行。  第三层面的“群众路线”,则是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并为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内的延伸,它要求的是党内上下级之间的充分民主、有序集中;而只有在党和人民的关系中常态化践行“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才不会失去根基,“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战略模式才富有生命力。引入“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最为独特的一面。“群众路线”内在蕴含着深厚的政治文化机理,它积极吸收了传统民本政治中的“为民”思想和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代表”观念,并进行了实践中的综合超越,并最终形成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得“人民”这一现代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更为饱满。群众路线的现实意义,在于能够对政党国家化、政党官僚科层化的一般趋向形成反向的制约,从而为民主集中制运作奠定更为稳固的基础。关于民主集中制,学界存在三种主要疑虑:其一,民主作为现代社会尊崇的基本价值,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内,会否受到损害?其二,政党社会学曾有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中国共产党“版本”的民主集中制能否打破这一“铁律”?其三,民主集中制是否在本质上就有着过大的弹性空间?这些质疑的论证是不严谨的,其背后的普遍主义立场在理论上也存在问题。不过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完善而言,这些质疑也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民主集中制虽然有相应的党章条文和系列党内法规作为支撑,但如果不能精准把握其内涵义理,实践中的行动偏差必然在所难免。对于肩负着宪法序言中蕴含的“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历史重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通过一套更为规范的话语阐释、一套更为健全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推动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更好地落地生根,仍将是一项非常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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