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源上来说,农村社区治理经历了从主体到规则的变迁,从相互对立、此消彼长到互容互构,治理主体从士绅到精英再到公众,治理规则从总体性控制到合作治理,其本质就是权力与关系互动模式的变化。作为一项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经验,自网格化管理在农村社区运行以来,极大程度上密切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与村级组织的关系,搭建了一个国家权力进入农村社区的平台,使得国家资源能够满足和推动农村社区的运行和发展。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出现了网格悬浮导致国家权力没有真正下沉到农村社区、网格泛化引起的网格功能膨胀,以及网格概念不清使得网格员职责不明等普遍性问题。虽然说网格化管理的运行实现国家权力对农村社区的渗透,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但在实践中却对农村社区的关系因素及其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的忽视,导致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单一化、治理内卷化现象。基于上述问题的考量,本文通过选取Z省W市H镇网格化管理转型探索的具体实践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总结分析“四个平台”建设保障和“全科网络”运作机制中协同参与网络化治理的实践做法,以期在网格化管理的一般化日常工作与专项行动中找寻转型治理的新路子,在机制实践中论证农村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有效性与可行性。研究发现,过去网格化管理更注重权力进入农村社区,依托政府的公权力,将农村社区划分为几个网格,然后进行管理,维稳成为其主要的目标,“不出事,少出事,将矛盾解决在源头”是其宗旨,这也就忽视了网格中人的存在,切断了权力与关系的联系,导致权力悬浮,公权力的美好愿景只能浮于上墙制度之上。鉴于此,H镇“全科网络”运行机制充分利用当前农村治理的基础功能,一方面保持国家权力对农村社区的渗入和控制,另一方面,重新发现农村社区的关系网络,将两者相结合,实现了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公众等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从机制运行成效来看,H镇随着四个平台建设和全科网格的推进,成功推动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有效转型,实现了农村社区治理的互嵌互融。本质而言,网络化治理更看重社会关系网络,既考虑了权力的有效性,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共同作用,又兼顾中国农村社区的实际,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共同体。可以说,伴随着农村社区治理形态的转变、治理能力的要求以及技术手段的支持,农村社区网络化治理具有了实践可行性与可持续性,即沿着农村社区共同体建构过程的同时,通过权力的关系运作和关系中的权力再生产等路径,最终实现服务型政府打造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