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环境行政执法是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唯一手段。但近些年来,随着国内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公众环境意识不断加强以及国际环保要求节节攀升,单一的环境行政执法在生态环境的监管实践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加之生态环境公共利益具有主体不确定以及内容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我国现阶段必须依靠更加多元的救济主体及多元的救济途径来实现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全面维护。所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域外治理生态环境的成功典制被引入我国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我国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出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等多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和司法解释,确立了我国现行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架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使得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层面上得到了双重确认。通过以上制度安排初步构建了我国以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支撑的生态环境多元救济体系。多元救济体系的建立一方面为生态环境损害提供了更多的救济途径。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环保任务体量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践经验与磨合不足,救济主体各自为战,导致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制度衔接规则和适用顺位。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两项制度功能重叠、适用顺序错乱,造成相关主体角色定位不明、权责不清,相互推诿或者争夺办案权。两项制度间的剧烈冲突,不仅使得新生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未发挥预期效用,还对已有的环境行政执法造成了冲击,不仅没有形成齐头并进的制度合力,反而因为适用的混乱制约了单个制度作用的发挥,造成了大量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完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与生态环境多元救济体系从无到有的构建后,重点应当由建构制度转变为厘清两制度间的适用关系。明晰两制度在生态环境救济体系框架中的功能定位,确立适用顺位,保证两制度各自发挥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功能,此是当下理论界与实务界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以二者的权限划分为视角,依据我国实践和域外经验考察,追溯两项制度的建构目的、探寻两项制度的现实地位与作用,再结合相关环境理论及法律规定,得出我国应当遵循“环境行政执法优先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对两项制度的功能优势进行对比,以期在整体遵循“行政优先”的原则下,根据两种制度的各自优势为其匹配最适宜的类型化环境案件,最终做到繁简分流、合理分工。文章除了以制度的功能定位为立足点,又以不同的时间线和不同的法域为视角,巩固了对环境行政执法优先的论证。最后又以优化路径为落脚点,提出了整体上的遵循原则和具体中的程序设置。捋顺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顺位,可贯穿至整个生态环境救济体系的运行,实现最大程度地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最优最合理的配置环境治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