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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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作为刑法研究的热点之一,伴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入开展而愈发受到关注。在当前“打虎拍蝇”的高压态势下,受贿行为愈发隐蔽且形式多样,给反腐工作的开展不断带来新的挑战。在受贿罪的相关研究领域内,其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不仅关系到犯罪形态的区分本身,而且对后续的量刑有着重要影响,关系到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受贿罪既未遂认定问题中的争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案件类型出现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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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作为刑法研究的热点之一,伴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入开展而愈发受到关注。在当前“打虎拍蝇”的高压态势下,受贿行为愈发隐蔽且形式多样,给反腐工作的开展不断带来新的挑战。在受贿罪的相关研究领域内,其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不仅关系到犯罪形态的区分本身,而且对后续的量刑有着重要影响,关系到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受贿罪既未遂认定问题中的争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案件类型出现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造成了司法秩序的混乱。应当认为,受贿罪犯罪形态的认定,应当以刑法中故意犯罪既遂未遂的区分为前提。目前刑法对于故意犯罪既未遂判断标准理论中,存在“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构成要件齐备说”“法益侵害说”等诸多学说。尽管每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法益侵害说”符合刑法的价值追求,也坚守了犯罪的本质。因此,将“法益侵害说”作为认定犯罪既未遂的一般标准具有合理性。具体到受贿罪中,在其既未遂认定问题上,存在“承诺行为标准说”“贿赂取得标准说”“谋利行为标准说”“收贿与实际损失择一说”及“行为区别对待说”的对立,“行为区别对待说”基于各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程度不同,认为应当在区分不同的受贿行为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既遂标准。应当认为,“行为区别对待说”相较于前几种学说更具合理性,但是不论是“收受型受贿”还是“索取型受贿”,其最终造成的法益侵害均是一样的,应当适用统一的既遂标准。在主张“行为区别对待说”的前提下,受贿罪既遂未遂的标准则应当围绕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所展开。在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问题上,我国刑法理论的观点可谓百家争鸣。经过分析发现,将受贿罪法益理解为“公职的不可谋私利性”更符合贪腐犯罪的本质。在法益定位为“公职的不可谋私利性”的前提下,经过对“行为区别对待说”进行合理性证成以及改进,可以更好地根据行为的不同区分普通受贿与斡旋受贿的既未遂标准。不管是“收受贿赂”“索取贿赂”还是“商业贿赂”行为,其侵害的法益均为“公职的不可谋私利性”,而这种“谋私利”只有通过财产利益作为对价才能实现。因此,普通受贿罪既遂的认定应当是在构成要件符合的前提下,以实际收受并控制财物的行为为准。在此基础上,分析目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新型受贿犯罪类型的适用标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主要包括对“收受财产凭证”“收受不动产、特殊动产”“收受财产性利益”的既遂未遂标准进行区分。而在斡旋受贿罪中,由于单纯的收受财物行为并不意味着国家公职人员已经利用其职务谋取了私利,只有在行贿人的请求为“不正当利益”的前提下,行为人收受财物并实行斡旋行为才宣告既遂,因此应当以“收受贿赂+斡旋”作为斡旋受贿罪的既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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