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作为一种职务犯罪,现行刑法赋予其明确的定义,但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的认定仍存在很多疑难之处。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对受贿罪出现的新疑点问题进行分析乃势在必行。本文尝试从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入手,立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对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文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立法沿革。惩治受贿行为的法律规定起源于夏朝,后历朝历代都严厉制止此行为,以刑罚加以规制。中华民国时期,在沿袭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对受贿罪的法定刑和具体罪状进行更为周密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受贿行为便被立法化,虽收受贿赂的行为以贪污罪论处,但显然已将收受贿赂此等违法取利行为加以惩治。此后,随着立法技术的不断提升,立法体系日趋完备,1979年《刑法》将受贿罪独立成罪,并且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届时,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在立法上从无到有,受贿罪的法律规定也逐步探索成功。改革开放前后,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期,法律的滞后解决不了层出不穷的经济犯罪活动,受贿罪的立法规定进入了创新调整阶段。先后通过的各项决定和补充规定,使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经历了从摒弃到恢复的阶段。继1997年《刑法》颁布后,我国受贿罪的法律规定趋于明确,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有了新的诠释。正是因为立法的演变,才可看出立法者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利益博弈,也为后续的路径选择指明了方向。第二部分,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概念解读与辨析。1979年《刑法》第一次引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随后我国相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无论是扩大亦或缩小外延,社会经济和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以至社会问题频出,学界对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相关问题仍存在不少争议。本文在解读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概念时,深入分析“利用”、“职务”和“便利”这三个词语的意思以及客观表现形式。严格区分“利用”和“使用”,对“利用”再进一步细化成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作为利用和不作为利用。随后,准确界定职务的概念,将职务定义为职位规定应当担任的工作,强调职权和职责的对等和均衡。从法律上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具有合法性、现实性和直接性,三性中的具体体现也应清晰明确。同时,受贿罪中“便利”的理解应结合具体语境,考虑到便利的关联性和多样性,不可直接从生活学的角度切入。在分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概念后,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首先,“职务”与“工作”并非同一概念。两者内涵和外延大不相同,行为本质也相差甚远。其次,“职务”与“劳务”并非同一概念。两者收益性质截然不同,立法本意也大相径庭。第三部分,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司法界定。“利用过去职务上的便利”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予以定性,现今仍存在不少争议。本文认为,应从受贿罪的本质和构成要件进行区分。职后兑现型的离职退休受贿仍体现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理应入罪;职后酬谢型的离职退休受贿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求,在法律未规定的情况下应秉承刑法谦抑性的原则,不予入罪。学界存在不同看法的还包括,行为人利用将来职务上的便利,是否能与受贿罪这一构成要件做相同解释。肯定说认为,两者本质相同,可以相提并论;否定说认为,受贿罪的职务具有现时性,将来的职务非现时存在。本文认为此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应区分为非国家工作人员顺利任职的情况和职务发生更迭的情况。这两者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都存在一个时间跨度,至于是否界定为同一行为乃本文所讨论之处。本文还将对“感情投资型”受贿行为进行探讨,界定以增进感情为目的而进行的物质投入是否应列入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了斡旋受贿罪,其中“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这一构成要件,与本文所论述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要明确区分。两者不仅在构成要件上存在差异,而且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隶属、制约关系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