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导条约》作为国际核军备控制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在其存在的30年中奠定了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础。本文以《反导条约》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缘起、形成、演变直至终结的历史过程，并从中勾勒出美国弹道导弹防御政策的发展过程。全文分为导言、正文与结语三部分。在导言中，作者主要交代了本课题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本文的创新之处以及所使用的资料。　　第一章主要论述美国弹道导弹防御政策的缘起及其早期发展，这一时期也是《反导条约》的形成时期。美国弹道导弹防御政策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其早期发展经历三次重大变化，即从“圣人”与奈基-宙斯之争到奈基-宙斯系统的研制;从奈基系统到“哨兵”:从“哨兵”到“卫兵”。美国弹道导弹防御政策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既有技术因素，也有国内政治斗争因素，但最为根本的是50、60年代，在与苏联的对抗中，美国政府奉行以进攻性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战略，其弹道导弹防御政策的发展明显滞后。　　第二章论述《反导条约》的谈判及其成功签署，并对条约文本做出详细解释，这是理解后两章的重要基础。60年代末，由于苏联战略力量的发展，美苏在战略力量上达到大致均等，“核恐怖平衡”的局面形成。1966年，约翰逊政府首次向苏联提出限制防御性武器的建议，该建议在1967年底得到苏联的回应，双方于1969年11月正式开始谈判。谈判中，尼克松政府在反弹道导弹系统(ABM)问题上的立场几经变化，从同时限制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的“一揽子谈判”到单独限制部署ABM系统的谈判，1972年5月美苏正式签署《反导条约》，双方保证不部署全国性防御系统对付弹道导弹的进攻，除防御首都及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外，不在其他地区部署防御系统。《反导条约》是以条约的形式将“核恐怖平衡”制度化的体现。　　第三章写里根政府对《反导条约》发起挑战及其挑战失败。70年代末以来，由于苏联战略武器的发展以及弹道导弹防御技术的提高，美国转向以防御性武器为基础的威慑战略。适应这一战略的需要，1983年，里根总统发表“战略防御计划”演说，要求制订长期的反弹道导弹研发计划。1985年又宣布对ABM条约做出重新解释。围绕这一新解释，美国国内展开了关于弹道导弹防御政策的第二次大辩论。尽管“战略防御计划”最终因技术不成熟而胎死腹中，但却为《反导条约》的终结打开了缺口。　　第四章论述《反导条约》的终结。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战略环境发生变化，美国的核威慑战略也相应的再次发生转变，从里根政府单纯依靠“防御性威慑”到同时依靠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为基础的威慑战略，其中的“防御性威慑”即是指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为达这一目的，先是克林顿政府与俄罗斯谈判对《反导条约》做出修改，继任的布什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更为强硬，最终宣布退出《反导条约》，从而为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大开方便之门。　　结语部分得出结论，“核恐怖平衡”只是美国在60年代末美苏战略力量达到大致均等的情况下被迫接受的一种无奈之举。争取核优势是整个核时代中美国一贯追求的目标。《反导条约》形成、演变直至最后终结的历史，也就是美国从拥有对苏联的战略优势到暂时承认美苏战略力量大致平衡，再到重新谋求对苏联的战略优势直到实现其绝对单极优势的历史。美国签署、修改直至退出《反导条约》从根本上说是美国核威慑战略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