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对个人以及企业而言,信息的获取是一种双向需求。个人通过让渡个人信息获取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企业则利用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完善产品开发或服务升级。看似双赢的背后,由于信息地位不对称的存在,常出现信息在个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利用的情形,从而给信息主体造成财产上的损失以及精神上的损害。因此,作为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方,信息处理者必须将信息处理的规制进行公开明示,以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为形成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的有效规制,本文尝试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的理论依据进行梳理,并分析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的现状及存在的困境,再从事前、事后两方面对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提出规范完善建议,以期达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目的。全文共分四个部分:首先,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的理论基础进行归纳,只有先明晰告知义务的产生依据,才能有序展开后续的分析。因此,本文第一部分从经济依据以及法理基础两方面,分析了在个人信息保护中为何要规定告知义务。告知义务既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意义,也包含对信息处理者进行规范的法理内涵,是实现信息利用与保护的平衡之举。其次,总结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的现实困境,根据既存的问题找出相应的解决之道。本文在第二部分中,通过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的域内外立法梳理比较,总结出了我国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存在的三方面困境:告知义务内容上的僵化导致信息主体无法作出有效的同意,形式上的固化致使隐私政策缺乏应对用户需求的灵活性,监管措施的缺位让本就处于信息地位不对称的双方主体更难形成互利互惠的关系。再次,通过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存在困境的分析,本文在第三部分中从四个方面提出完善的路径。为了解决内容僵化和形式固化的问题,直接的路径是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的内容进行补充完善,对形式作出简洁化更新。间接的路径则是通过设立经济激励等机制,鼓励个人信息主体参与到隐私政策的制定及完善当中。通过上述两项举措将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真正联系起来,实现告知义务的有效传递。而针对监管缺位的问题,则通过借鉴国外做法,建立起“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的模式,避免完全监管下处理问题的滞后性与僵硬性。加入事前的登记备案,以发挥监管部门的事前规制引导作用。最后,对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告知义务的责任承担进行探讨。在第四部分中,论文从立法论的角度分析了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告知义务的归责原则实为过错推定原则,从学理角度探讨了敏感信息与非敏感信息二元区分下,无过错原则的适用空间。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告知义务的责任,法院对损害赔偿具体数额的认定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当前的法律制度体系下,惩罚性赔偿制度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其他规则存在功能上的重合,没有必要再另行规定。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应当在注重完善个人所享有的权利的同时,将对信息处理者各项义务的规制,作为实现法律保护的重心所在。以公开透明原则为基础的告知义务,是保障并实现个人知情权的关键。我们应当在个人信息保护现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定,以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价值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