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同业公会研究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前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关于抗战时期至共和国初期的研究相对薄弱,且抗战时期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是华东沦陷区及国统区。1938-1956年,华北政权频繁更迭、社会急剧变化,同业公会研究多集中于某一政权、某一时段,对整体的关怀不足。随着同业公会研究的深入,各地区、各行业的同业公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旅店业同业公会研究最近几年开始受到关注,但研究比较薄弱。针对这些情况,本文选取北京旅店业同业公会在这段时间的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在这期间,北京先后出现了日伪政权、抗战后的国民党政权及中共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不同政权为了各自的目的都不同程度地加强对公会的控制,导致公会急剧变化。日伪政权推行统制经济并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加强对公会的控制,虽然公会组织与人事没有受到日伪政权的直接控制,但其使命和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协力政府成为公会的首要宗旨,公会偶有抗争也显得苍白无力,多以妥协退让告终,公会的民间性及扮演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政府短暂回归后,继续推行统制经济政策但软弱无力,意识形态较为淡薄,公会的民间性反弹膨胀,但这只是短暂的过渡。随着中共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建立,在党政政策、阶级意识的激荡下,公会的组织、人事、经费及日常活动都失去了独立性,公会的民间性消失了。1938—1956年是北京旅店业同业公会急剧变动的时代。从北平沦陷到北京作为首都地位的再次确立,再到率先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几个政权频繁更迭,从统制经济走向计划经济,公会组织急剧变化：从抗战前的民间行业代表到日伪时期转变为政府和行业的双重代表,从国民政府时期民间性的强势反弹到共和国成立后转变为政府的代表。这种转变在共和国初期表现的较为明显,但日伪时期已经开始了。因此,本文将1938—1956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