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我国的教育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就是要达到教育内容丰富、对象广泛、形式多样、评价多元、富有特色、发挥学生主体性、满足学生个性化需要的素质教育。这就需要政府保障教育宏观决策的贯彻落实和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因此必须建立、健全教育督导制度,从而完善教育监控体系,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保障。督导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突出强调“完善督导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2012年9月,国务院正式颁布新中国首部专门的、完整的、关于教育督导的法律法规——《教育督导条例》。近年来,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发展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这一事实,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于教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反映出督导制度的完善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我国现代教育督导制度肇始于清末民初。1906年学部颁发官制职守清单,规定设视学官约十二人,此为我国设置视学官之滥觞。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在中央政府设置教育视导机构和专任官员,颁布相关法令并得以施行,是从1913年开始的。自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至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败走大陆,这37年间教育视导制度的发展,正是我国现代教育督导制度从无到有的孕育和成长过程。笔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尊重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通过搜集有关民国时期相关史料,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制度分析,从而寻求民国时期视导制度的现实意义。民国时期教育视导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萌芽期(清末-民国建立),意在寻求建立教育视导制度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救亡图存；二是建立期(1912-1918),初步建立了统一的、完善的三级视导网络；三是发展期(1918-1949),随着政治、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视学制度也有着变化和发展。在萌芽期,晚清政府及有识之士对于视导制度做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与尝试,方面以其视学规制的制定,三级视学人员的设置,视学人员工作范围、程度、管理等方面的尝试,对以后视学制度产生一定影响,例如民初的视导制度即多承袭清制；另一方面,又因其实践,留下了许多可以思考和必须改革的课题,如“视学人员自身素质问题,高等学校应如何配备视学的问题,各级视学的分工合作问题”1等等。民国时期教育视导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改进和发展的。在建立期,首先通过1913年1月《视学规程》、3月《视学处务细则》、12月《视学留部办事规程》、1914年7月《教育部官制》、1914年12月《视学室办事细则》、1917年2月《修正视学公费规程》等的颁布与施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部视学制度。在此基础上,1918年4月相继颁布《省视学规程》和《县视学规程》,使各省、县视导制度始归统一,由此正式确立了三级视导网络。在发展期,北京政府执政期间,虽然政局动荡、冲突不断、经济凋敝,给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权势者们忙于政权争夺,无暇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行过多的统治和束缚,客观上为视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宽松条件。这是此时,视导制度的三级视导网络不仅在文本制定的层面上得以初步建立,而且在部分有条件的省份也得以切实施行。南京政府执政期间,虽然在大学院和大学区制试行过程中,视导制度的发展一度停滞,但1931年前后又得以复兴,直到1940年后的数年内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基于对民国时期视导制度路径的梳理,运用序列分析的方法,进一步分析视导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强化机制,探究自1913年《视学规程》颁布之初,至1945年民国时期最后一部关于视导制度的法令——《教育部聘任督学及专门人员选用规则》颁布这一历史阶段中,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各相关领域的事件对视导的发展产生了哪些作用,视导制度是如何得以真正建立,在实施过程中如何积极反馈1913年《视学规程》的不足,又如何对制度进行补充与完善,从而实现了视导制度的自我强化,使之得以不断向前发展。其次借助社会角色理论,从两个方面对于民国时期视导制度进行分析。第一,从整体上探讨在视导制度联结政府与教育的过程中,视导制度的实施者如何扮演纽带角色。第二,从视导制度的具体内容切入,分析在各级各类教育组织中,视导人员角色集的构成与纽带作用的发挥。本研究总体上以对民国时期视导制度相关历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为基础,将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角色理论作为支撑,对教育视导制度的构建进行深层次剖析,以视导制度的发展路径为核心,对其实施者的角色进行定位和分析,总结视导制度发展的历史经验,针对现实需要,提出可借鉴的经验。不仅可以揭示一种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也可以理解在不同社会体之间发生的教育制度的迁移和传播,以及在各种制度环境交互作用下出现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