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基于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而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竞争力必然会推动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布局和变革。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跳跃”、“创新互补”等溢出效应,是关乎产业转型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抓手,不仅促进了全球价值链本身向高端化、区域化迈进,也为各国重建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提供了新的核心竞争力量和机遇。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集中于人工智能发展对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首先,本文梳理了人工智能和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文献,并以两国连续商品贸易分工的DFS模型作为基础框架构建了人工智能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的理论模型,从理论角度证明了人工智能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促进作用,进而从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投入两个角度分析其影响机制。其次,分别测算了37个国家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指数,通过横向与纵向对比分析各国的制造业在GVC分工体系中的表现,并结合由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提供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对比了各个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最后,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可视化分析,本文以各国制造业的GVC参与度和地位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机器人保有量衡量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为解释变量,并加入控制变量进行面板固定效应回归,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和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引入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投入作为中介变量验证人工智能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机制,并区分国家发展水平和金融危机前后分别进行分样本异质性分析。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提升,且对参与度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一结果通过了替换解释变量后的稳健性检验;且通过GMM回归检验表明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一定的惯性,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其次,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对GVC存在部分直接影响和部分作用于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投入的间接影响。随后,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更大,且在样本期间内,金融危机抑制了人工智能发展对制造业参与全球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了一定的启示:中国应利用自身资源和市场优势,加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作用,促进自身制造业水平在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成为“引领者”。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可以对关于人工智能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进行完善,同时也为寻求人工智能如何促进更高水平的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提供了可能的路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