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子女外出务工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农村留守老人的规模不断扩大，大量本应退出农业劳动的老人被迫承受着沉重的劳动负担，进而导致其健康状况恶化与晚年福利受损。在中国长期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农村老人无法同城市企事业单位离退休职工一样获取稳定的退休金，只能通过不停歇的农业劳动来维持生计。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就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人农业劳动负担的影响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首先，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劳动供给模型与家庭生产理论探究农村老人的劳动供给一般规律以及差异与分化，家庭成员间的比较优势、农村老人的个体禀赋差异共同制约着其农业劳动行为，也影响其养老阶段的分化，即自养阶段与他养阶段的提前与推迟。其次，利用CHARLS2015年数据对我国农村老人农业劳动负担现状进行描述，结果发现60岁以上农村老人农业劳动参与率达到54.34%，平均每周农业劳动时间19.07小时，农村老人农业劳动负担普遍较重。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Tobit模型对农村老人劳动负担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村老人的农业劳动负担。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探究影响机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存在有限的“收入效应”，即子女外出务工可以通过增加经济支持来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老人的农业劳动负担，但这一“收入效应”远小于“替代效应”，因此总效应表现为加重农业劳动负担。最后，按照年龄、性别、经济支持状况进行分样本回归，探究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人劳动负担的影响异质性。结果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中低龄老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中龄老人的影响幅度大于低龄老人，对高龄老人没有影响；对女性老人农业劳动负担的影响大于男性；对有子女经济支持的农村老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无子女经济支持的老人没有影响。为改善农村老人的晚年福利，应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强调子女代际支持与赡养义务的归位，重点关注农业劳动女性化、高龄化现象。
　　本文的创新点：从家庭分工与代际支持的视角研究农村老人的农业劳动负担问题，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探究影响机制，关注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人农业劳动负担的影响的异质性，以求对农村老人的农业劳动负担问题有一个更全面、深刻的认识。研究不足在于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截面数据无法充分说明因果关系，这些问题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