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过渡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形态的重要转变趋势,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凸显。在我国经济由追求高速发展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产业集聚发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发展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能够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使传统的生产形态、商业模式发生颠覆性的改变。那么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是否会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态产生影响?若二者之间存在联系,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数字经济对于不同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效果又有何差异?探究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将有利于实现更优的资源配置与决策,从而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本文基于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使用中国27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通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来检验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作用;其次通过构建影响机制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作用路径;最后根据城市所属地理区域、发展分级、行政级别、不同产业就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基于本文的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并且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间接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2）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大小受地方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地方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越强。（3）数字经济有着后发优势,对于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数字技术引入较早的东部城市、一二线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的红利可能已经提前释放,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边际影响力可能已进入下降阶段。而对于生产经济相对落后、数字技术引入较晚的中西部地区、三线及以后城市和“外围”城市,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对于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数字经济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对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集聚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聚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大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高效集聚发展。第二,充分发挥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水平在数字经济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上的机制效应,通过地区发展规划、产业发展政策等手段,为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发展创造优良的创新环境。重视对地方市场化水平的优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活动的开展和产业集聚的生态提供良好的市场条件。第三,利用数字经济的后发优势,通过数字经济促进中西部地区、三线及以后城市和“外围”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获取经济发展红利,缩小地区发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