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停滞和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的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合作模式逐渐为各国所青睐。近年来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想不断发酵,与日益活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活动形成了两股相互交织博弈的力量,使得作为经济全球化高级阶段的投资自由化发展尤为曲折。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市场生产分工的背景下,什么才是开放路径的最优解,怎样选择合作对象并构筑深度区域贸易协定助跑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是当前我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面临的桎梏与疑虑。本文首先以2007-2019年间我国签署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伙伴国为研究对象,通过指标框架分解各协定文本来衡量其深度异质性,并参考Wang et al.（2017）提出的分工地位指标对各国GVC参与情况进行测算。在对我国区域贸易协定签署生效、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情况有了深入了解后,进一步引入深度RTA和国家GVC分工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最终选择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贸易协定、全球价值链分工和最终对外直接投资交易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的生效及其文本深度对直接投资额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国家GVC分工关系对RTA的投资效应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在区域贸易协定签署生效背景下,相较于GVC分工关系下游的国家,我国更易与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的国家形成互补,进一步促进对伙伴国的投资;RTA框架下,伙伴国的经济规模对我国OFDI仍存在正面影响。文章最后为我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直接投资网络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选择合适的对外开放路线,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增加区域贸易协定签署数量和覆盖范围,发挥RTA的投资效应。推动深层次RTA的签署并加快升级已有协定,逐步搭建高水平的区域协作网络。RTA涵盖的政策领域与内容需要不断扩展,推进更深层次的一体化RTA谈判。在签订对象选择上应充分利用国家GVC关系在RTA框架下的调节作用,加强区域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协同,放大协定的投资效应从而更好地加快区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