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我国成立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而企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需要通过IPO程序,符合标准才可以上市融资。我国IPO制度历经审批制、核准制,企业价值判断权逐渐回归投资者,IPO定价方式也逐渐市场化。然而,我国的IPO抑价率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IPO抑价率高侵害了市场各方的长远利益。决定IPO抑价率大小的因素有很多种,我国学者认为我国政治干预经济以及政府管制对中国的IPO抑价率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政企不分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企业也热衷于聘请政府相关机构人员担任管理者以寻求政治影响力。本文试图从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出发,采用实证回归的方法,探究企业政治关联程度与其IPO抑价率之间的关系。本文用企业董事长和高管是否现在任职或曾任职于政府部门、人大或政协委员会衡量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首先,本文研究政治关联程度对企业IPO抑价率的整体影响。整体而言,政治关联程度越大其IPO抑价率越小,且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中。本文进一步研究不同职位的企业管理者的政治关联程度对IPO抑价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政治关联程度越大则会显著降低其IPO抑价率,而财务负责人或董秘的政治关联程度对IPO抑价率无显著影响。同时,本文研究还发现,持有企业股票数多的管理者的政治关联程度越大则会对IPO抑价率的降低效应越明显,而持有企业股票数少的管理者的政治关联程度则对IPO抑价率几乎没有影响。随后,本文研究发现规模大的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大则越能显著降低IPO抑价率,而规模小的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其IPO抑价率几乎没有影响。此外,本文还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的IPO抑价率,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大则越能显著降低其IPO抑价率,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则对其IPO抑价率几乎没有影响。根据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研究发现: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建全法律法规,保证资本市场的公平公正,完善IPO制度,对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也要正常合理的估值,加强投资者教育,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上市公司要想获得低IPO抑价率,就要增加自身的政治关联程度;投资者“打新”,要想获得高收益率,就要购买政治关联程度低的上市公司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