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的历史和这个问题的历史一样悠久，乡村经纪人在村庄的出现揭示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与农民是如何连接的。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对于认识三农问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乡村社会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学术界对于国家与农民连接状态的演变进行了详细阐释，并坚持探索国家与农民有效连接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乡村经纪人现象为切入点尝试继续探索国家与农民连接的历史状态、形成过程及其建构方向，并为深入发掘这一现象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提供方向。　　 根据研究问题的特点，本研究设计了以经纪人为中心的方案：以经纪人概念为切入点既是对二分法理论模式一种尝试突破，也体现了突出主体能动性的理论关怀；实地观察为主的资料收集方法和“过程-事件”的资料分析方法可以保证将经纪人在村庄的衍生过程详细展现出来；以经纪人为载体的理论建构尝试以一个新的视角全面、深入、动态阐释国家与农民的连接过程。　　 陕西省S村的烟草经纪人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保护型经纪和营利型经纪的新型乡村经纪人。他在村庄出现的背景、权威的确立过程及其产生的辐射效应揭示了乡村经纪人连接国家与农民的逻辑：作为一种连接国家与农民的外部力量，乡村经纪人的出现折射出国家与农民连接失效的状态及其国家寻求连接的努力。在乡村经纪人连接国家与农民的过程中，国家通过政策制定、改善基层政权形象、借用外部力量的策略树立其农民心目中的国家权威。基层干部和乡村经纪人积极应对上级政策、权威相互强化和获取农民认同的行动都遵循了科层制逻辑。农民对生存伦理的优先考虑、与村庄内外精英的关系由依附向理性选择的转向、特殊信任转向一般信任表明工具理性是农民行动的依据。农民得到有效整合、农民与国家之间中介的形成和农民国家认同观念的确立表明国家通过乡村经纪人实现了与农民的有效连接。　　 作为一种承载着国家与农民互动过程的现象，乡村经纪人对于社会转型期建构国家与农民有效连接具有重要启示：有机连接是建构国家与农民关系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契机再造双轨结构是历史经验积累之后的正确选择。国家力量进退适度、内生力量的重新建构、外部力量的适度利用是对多元主体的合理安排。多重利益博弈的现状要求利益整合过程应该坚持多方利益保障和共同利益空间建构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