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公法治理模式强调“惩罚”不法行为者与“预防”不法行为的发生,从根源上就缺乏对信息主体的“直接救济”,而个人信息保护私权模式可以弥补个人信息保护公权模式的体系定位缺陷,更好地“直接救济”信息主体。然而,以传统损害赔偿责任为主要救济途径的民事责任制度难以应对个人信息侵害案件不断呈现出的新特征,因此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责任的体系化考虑,应当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强化私法的调整效果。个人信息保护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不仅能发挥民事责任的“救济”功能,还能兼顾“惩罚”和“预防”功能。首先,惩罚性赔偿制度致力于补强信息主体正当维权,既保障信息主体实现完全救济,又激励信息主体积极维权;其次,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能够通过事后惩罚对实际加害人施加威慑,还能对潜在加害人进行威慑从而实现事前预防,达到遏制信息处理者不法侵权的目的;最后,惩罚性赔偿制度有益于矫正个人信息权益被侵害所造成的社会分配失衡,以及填补大规模侵害个人信息所遭受的社会性损失,最终维护信息社会整体利益。在立法上妥当的配置个人信息保护惩罚性赔偿制度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首先,应当明确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可以作为独立请求个人信息保护惩罚性赔偿的诉讼主体;其次,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应以“过错责任原则”为逻辑前提,以行为人持有“故意”的心态为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的最终归属;最后,客观要件应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个人信息保护惩罚性赔偿数额的最终确定,不仅需要厘清其与一般损害赔偿的内部关系,还需要确定其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的外部关系。首先,赔偿数额应以“受到的损失”“获得的利益”“实际情况”为计算基数;其次,赔偿数额应以计算基数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为范围予以确定;最后,惩罚性赔偿应与行政处罚或刑事罚金叠加适用且优于行政处罚和刑事罚金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