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危机后，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制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紧迫课题。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生存和社会秩序，因此一般承认紧急状态下政府将合法享有特殊的应急权力以消除危机。但这种公权的膨胀和扩张往往超出应急的必要，而使宪法权利和人权淹没在所谓“应对紧急状态之必要”的沼泽之中，使“依法治国”沦为无稽之谈。行政紧急权构成国家紧急权最迅捷、最前线、覆盖最广泛的一部分。行政机构得益于快捷、便利的信息渠道和灵活、机动的运作程式而在紧急状态持续期间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往往是应对危机的一线反应主体，因此国家紧急权的行使在行政机构的应急行为中表现的最明显、最突出，国家紧急权对宪法秩序和基本人权的威胁性也在行政紧急权的运用中展露无遗。因此研究中国如何在转型阶段国家危机频发、普遍高度重视危机控制的背景下，在构建紧急状态法制时仍要求行政紧急权的行使保持对法治原则和公民权利的必要关注就成为新时期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这正是本篇尝试探讨的课题，即如何实现对行政紧急权的法律控制。本篇第一章首先就紧急状态、紧急权、行政紧急权这些核心范畴进行了阐释，界定了本篇的论述范围和中心课题。第二章梳理了行政紧急权和法律的关系，肯定了法律在紧急状态下仍应约束紧急权之行使。第三章对国外行政紧急权行使和监督的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就不同法系、不同法律传统的国家如何实现对行政紧急权的法律规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第四章则回归我国的紧急法制现状，通过对我国现有紧急状态法制的梳理和案例分析，指出我国在控制行政紧急权方面存在的立法不足和机制缺失。第五章则对症下药从立法完善和机制更新等方面对构建全面的行政紧急权监督网络提出一点建议，并试图结合我国的国情，为实现应急法治化指出现实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