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直接渊源可追溯至清末。清末,西方法律解释理论传入,为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储备。在清廷改革官制、筹备宪政的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机关解答下级机关所提法律疑问的法律解释制度,为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诞生作了实践准备。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法律规范直接承袭自清末《法院编制法》的有关规定。民国法律解释权包括法律规定的统一解释法令权、宪法解释权及实际上存在的立法解释权、行政解释权。统一解释法令权被明确赋予最高司法机关,北洋政府时期为大理院,国民政府初期为最高法院,此后为司法院。立法解释权则由不同时期的立法主体职掌,包括北洋政府时期的参议院、国会、参政院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政治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立法院。行政解释权则依照“谁主管谁解释”、“谁制定谁解释”的原则在各行政机关间配置。宪法解释权的归属则存在由最高司法机关解释还是由特设的专门机关解释的争论。1947年宪法将宪法解释权赋予司法院,由大法官会议具体行使。最高司法机关以创制解释例及判例的方式行使统一解释法令权。最高司法机关应合格主体提起的合格法律解释请求启动解释例创制程序,通过“拟稿”、“议决”程序作出解答。判例是统一解释法令的本来形式,由最高审判机关择取自身可为先例的判决予以公布刊行而成。立法解释制度的运行主要包括法律解释请求案的提起以及法律解释案的议决两个步骤。行政解释制度的运行遵循“请示—指示”模式。下级机关遇有法令疑义请求中央主管行政机关进行解释。有权机关接受解释请求后,由参事或主管业务部门,或者由二者协商拟具解答案。若其认为自身无权解释,则转请统一解释机关或立法机关解释。民国法律解释的效力与一般法律解释效力理论不同。最高司法机关的解释例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而判例的效力则因其创制主体与统一解释法令主体的结合与分离而不同。北洋政府大理院及国民政府初期最高法院的判例与解释例具有同等效力。司法院职掌统一解释法令权时,最高法院判例的效力低于解释例,但仍对各级审判机关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实践中,解释例及判例都可作为司法机关裁判及行政机关行政的规范依据。立法解释具有法律强制力,并在事实上得到了司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遵行。理论上,行政解释仅具有相对效力,不能对抗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但由于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解释的效力有时高于司法解释,甚至具有法律效力。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法律解释权由唯一机关垄断集中行使。这既与当时最高审判机关统一法律解释的法制潮流相关,也是传统中国官方垄断法律解释权的延续,并受“大一统”、“集权”观念及“服从权威”心理的影响。民国法律解释制度遵循“请示—指示”的行政运作模式,带有“指示”、“命令”色彩。此种特性深受传统中国请示批复、上传下达的行政运作模式影响。而声请解释者法律知识的匮乏及法律解释能力的欠缺,也需要指示性解释。民国法律解释制度具有鲜明的立法性,承担着补充、创制法律规范的“立法”功能。这与传统中国法律解释补充成文律法的功能以及民国时期法律不备的特殊法制条件有关。民国法律解释制度还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品格,灵活变通,不拘成例,以切合法制的实际需要。这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精神影响的产物,也是当时社会情势下的理性选择。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合理性表现为在当时法律不备的历史条件下,提供了较为准确、统一及权威的法律解释,满足了当时司法及行政的规范需求;贯彻了罪刑法定、自由平等等先进的法治理念,传播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进步的社会思想观念,改造传统落后习惯,促进了当时法治及社会的进步。当然,民国法律解释制度也有其弊端和问题,突出表现为:各法律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不清,指示性解释异化为指挥、替代审判,抽象性解释背离了法律解释的本旨,在具体的解释操作技术上存在反复解释浪费司法资源、解释间的频繁变更破坏了法的稳定性、解释间的相互变更不易知悉等问题。民国法律解释制度及其实践为完善当前我国法律解释制度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样本,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意义。首先要科学合理地配置法律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掌统一解释法律权,最高司法机关、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本系统内部解释的统一。二是要正确地行使法律解释权。解答式解释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法律疑义,保证解释的迅速有效,有其存在的必要,但不应指挥、干涉审判。各解释主体既可应申请而被动解释法律,亦可主动解释法律,但应以被动解释为主,主动解释为辅。在法律解释的形式上,废除立法性解释,让法律解释回归说理、阐释及与具体问题、事实结合的本貌。以构建案例指导制度为契机,引入判例法因素,使判例成为法律解释的一种形式。在法律解释的编纂刊行上,应明确、系统地规定法律解释的编纂主体、形式、程序等问题,及时清理、刊行法律解释。最后,可借鉴大法官会议释宪制度建构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由专门的宪法解释会议进行宪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