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终端产品技术高度密集、功能集合剧增的当下,企业生产中涉及的标准必要专利数量愈加庞大,许可谈判和市场拓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难度及国际平行诉讼数量激增。签发禁诉令原本是为解决国际平行诉讼的管辖权争议,但是众多专利所有者通过选择较容易签发禁诉令的法院来排除他国法院管辖,以达到抢占市场份额、提升行业竞争力、获取高额收益的目的。2020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签发行为保全性质的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裁定,逐步探索出以行为保全制度为基础的禁诉令签发体系,但在适用过程中引起域外法院的抵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域外法院不认可我国法院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的签发条件,致使我国法院的禁诉令裁定难以取得实效。为此,本文通过研究禁诉令与标准必要专利的内涵与内在冲突,明确涉外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的分类与基本特征,进一步梳理国内知识产权行为保全制度、涉外民商事管辖制度以及近期签发禁诉令的涉外标准必要专利案件,总结中国法院当前的裁判思路,研究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狭义禁诉令、禁执令与反禁诉令的签发条件,发现签发条件中主要存在涉外民商事管辖规定适用范围过窄、审查中司法管辖认定错位、公共利益和政策考量不明确、国际礼让功能不清及听证程序例外条款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多国法院的禁诉令对抗,这样的对抗不仅难以保障企业利益,甚至威胁国家司法主权。本文结合最新的域外司法实践,尤其是印度、德国和美国针对我国法院的禁诉令裁定,分析各国法院的裁判思路和禁诉令签发条件,借鉴域外法院在管辖权扩张和程序性条件审查的经验,逐步提高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签发条件的全面性与合理性。我国应在国际礼让原则和对等原则的基础上,扩张性认定管辖权并审查域外法院、在维护国家利益基础上明确公共利益内涵、发挥国际礼让的平衡功能、保证程序性条件的公正,增强禁诉令裁定的可接受程度,从而切实保障在华跨国企业的利益诉求,维护国家司法主权,提高我国在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