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位“巨人”。他的政治学说被用于指导西方各国的政治实践，并取得了很大成功，被西方学者尊为“政治学之父”。但四百多年来，他在西方遭受的攻击最多，是一位争议颇多、褒贬不一的历史人物。在二十世纪之前，“恶魔说”占主导地位，马氏的名字与邪恶的政治行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十世纪之后，不少人倾向于将马氏置于佛罗伦萨当时所处的复杂政治环境去理解，强调其对罗马共和主义的讴歌，对共和主义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无奈，更是把前人所攻击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看作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共和主义者面对无奈的“命运”所作的无奈选择。　　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及个人的生活实践。当时正是中世纪普世世界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迈进的“过渡时期”。在那时的西欧，随着封建经济的衰落和封建制度逐渐解体，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崛起，且通过与王权结成联盟，摧毁瓦解了普世世界国家，建立起以王权为中心，带有资产阶级萌芽性质的君主专制国家。近代国家的形成与接踵而来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争霸战争势必为新思想的萌发提供养料。而马基雅维里所处的时代正值意大利文艺复兴颠峰时期，不仅文化上大放异彩，经济上更是首屈一指。但是在政治上却相对滞后，内有频繁的战乱，外有不断入侵的强敌。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潮流及因1494年法国的入侵而给意大利带来的灾难性的政治危机共同作用推动了马基雅维里独特政治思想的产生。另外，马基雅维里政治家的生涯与文化旨趣直接促成了其政治学说的诞生。　　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来源于对中古政治思想的反思。在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凸现出其鲜明的“中世纪形态”，即将神权看作是社会统治权力的源头，鼓吹君主或教皇对国家和社会的绝对支配权威，否定大众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主导地位及其自由平等地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抹杀了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通过马基雅维里的两部政治学著作《罗马史论》和《君主论》，可以看出其作为那个特殊时期的人文主义政治思想家，思想既体现出君主专制色彩，又有共和主义的烙印。首先，就其君主专制思想而言，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合格君主”是君主专制的核心。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建立及其巩固都需要“合格君主”的出现。其不相信君权神授，认为君主是毫无神圣性可言的，只不过是凭着个人的力量和才智，借助良好的机会和命运而获得权力的。同时他认为，当君王是以继承而非选举产生的时候，继承人往往背信弃义、抛弃美德、沉溺于奢侈生活，甚至压迫百姓，开始走向堕落。但是通过选举的方式将可以产生不计其数的“合格君主”。而“合格君主”一定要重视民众，注意拉拢民心，擅长统治术，娴熟运用武力和法律，懂得变通，灵活处事。第二，君权的保持维护靠的是军队和法律。法律和政令是君主国或共和国寻求自我保障的一种工具:一方面保障了君主的权力，另一方面也使民众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同时还可以使人们维持善良。而精良的军队比完备的法律更为重要。他甚至认为君主的唯一专业就是军事，唯一应学会的艺术就是战争艺术。而且君主若要自己的国家稳固、富强，就应该完全摒弃雇佣军，依靠“自己的军队”去保卫家园，抵御外敌。第三，君权的实现问题，即君主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君王的统治之术。也就是说，一个君主如果想保持自己的权势，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好事，而且当他学会了这种本事之后，要懂得依情况的需要，去应用这种本事和不应用这种本事。　　其次，就共和思想而言，也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自由是共和政治的核心。马基雅维里认为，自由不仅是指不受外来侵略和奴役，而且是指不受内部权贵的压迫，民众自己管理自己。个人自由只有生活在自由的共和政体下才能有保证，同样，自由也可以给国家带来繁荣、长治久安。同时，马基雅维里指出自由的获得与“机运”、“美德”是分不开的。第二，马基雅维里通过对国家起源及三种政体的循环的论述，指出共和国存在的理想模式就是混和政体，同样，维系自由的理想国家模式也是混合政体。在混和政体中，民众、贵族、君主三者的统治权力必定相互制约，从而达到平衡，防止统治者的堕落，防止自由向独裁暴政的沦落。第三，民众参与国家管理是维系自由的保障。马基雅维里认为，从较低的层次而言，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供民众发泄野心的渠道。而民众参与政事可以缓冲与贵族的冲突，有利于整个国家。从较高的层次而言，民众参与政事，可以发挥其所长为共和国服务，同样有利于整个国家。有利于自由。　　可见，马基雅维里的君主专制并不是纯粹的封建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其共和思想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共和。所以，传统对于马基雅维里君主专制和共和制的关系的看法有其片面性，马氏在事实上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两者的差异，也并没有对两者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划分。其思想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性，可以说是两者的混合。我们不应过多的纠缠于他是倾向共和亦或专制，而应着眼于其思想的本质——“自由”，以及为了建设美好生活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