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协商命运观可以提升个体在遇到挫折和厄运时依然坚持追求目标的坚持性。大学生正处于“拔节孕穗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对大学生而言极其重要,因此,如何提升其可协商命运观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以往有关可协商命运观的研究多采用变量中心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充分考虑可协商命运观的类别差异,这会对可协商命运观研究的完整性与准确性产生影响。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能够识别不同可协商命运观在不同个体上可能的特征模式,并探讨这些模式对不同个体心理的影响。作为重要的统计方法,潜在剖面分析不但能够区分个体的潜在特征,并且能够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别与其他变量间关系。因此为深入地了解大学生的可协商命运观状况与潜在剖面类别,本研究以中部地区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评式量表进行测量,其中包括可协商命运观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与生活满意度量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为细致地考察大学生的可协商命运观状况。研究一运用T检验、方差分析考查大学生在可协商命运观、核心自我评价以及生活满意度上的人口学差异,并且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可协商命运观与核心自我评价、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且分析可协商命运观在核心自我评价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二通过潜在剖面分析,获得大学生的可协商命运观的潜在剖面模型,并且分析不同可协商命运观类别的不同特点以及与核心自我评价、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大学生可协商命运观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在性别、是否独生、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生活满意度在性别、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2)可协商命运观在核心自我评价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不仅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并且通过可协商命运观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3)大学生的可协商命运观可分为低可协商命运观组、较低可协商命运观组、中等可协商命运观组、较高可协商命运观组、高可协商命运观组。(4)大学生可协商命运观的五种类型在性别、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5)归于不同可协商命运观组别的大学生受到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有差异。而且,核心自我评价越好的大学生更可能归于高可协商命运观组。(6)不同可协商命运观组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存在差异:高可协商命运观组的生活满意度最高,低可协商命运观组的生活满意度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