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之一,它的出现和发展有赖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同时,作为信息报道、政治表达和思想文化传播的载体和工具,报刊也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各项社会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主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梳理和总结1815—1911年间我国近代报刊业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动力机制,从出版地在国内外的迁移、出版地在不同类型城市的选址、发行范围的扩张、报刊阅读与文化景观营建、时间观念更新、世界认知转变、报人生成演进等方面展开论述,深入分析近代报刊业时空演进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示其相互作用。本文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主要关注从1815年第一份近代报刊诞生到1911年间,我国报刊业的出版地、发行范围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动因。从宏观方面来看,我国近代报刊业出版地的选址变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南洋及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分布时期、沿江沿海的五大报业基地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扩张时期和国内外并行时期。从时空演进的驱动力方面来看,报人身份和重大事件推动了出版地的变迁,我国近代报刊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由外国报人创办,维新运动以后才兴起了国人办报热潮,身份和理念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出版地的选择;同时,新教传教士入华、两次鸦片战争及口岸城市开放、甲午战败和维新运动开展、庚子国变和新政推行及预备立宪等各项社会变革也推动了出版地的时空演进。从中观角度,在外力作用下,晚清城市发展模式分化为通商口岸城市和传统城市两类,本文以上海和北京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以上海为代表的近现代城市,从经济基础、信息需求、人才供给、消费者群体等多方面为报刊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和清政府不同新闻理念的冲突,报刊选址主要都集中在租界之中,这是近代报人在选址空间上进行趋利选择的结果。而以北京为代表的传统城市,由于受到清政府行政力量的压制,近代报刊在维新运动前发展速度极为缓慢,维新运动特别是清末新政逐步推行以后,获得迅猛发展,其选址受到城市传统布局的影响。就发行范围而言,主要呈现“从中心到边缘”的演进特征。我国近代报刊业的发行范围可以分为本埠为主、外埠为辅和本埠、外埠并重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本埠发行主要有上门自取、雇人送报和搭售等方式,外埠发行主要有民信局、代派处和分馆三种形式,三种方式在覆盖范围上各有优劣。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外埠发行的空间扩张,新式交通工具、新的通讯手段和大清邮政等都发挥一定作用。另外,士人网络是我国近代报刊业发行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方式。第二部分主要从报人和读者两个角度展开分析。从报人角度,我国近代报刊业起源于外国报人,分为传教士和商人两大类,对应传教和经商两种目的。在不同理念的指导下,传教士报人在通商口岸的分布要多于外商报人,他们注意使用表面儒家化的方式来加强与读者的沟通,通过人际网络开启了对中国报人的启蒙。中国报人群体的籍贯与晚清经济格局、科举废止及两次国人办报热潮有关,报人的身份也从落魄文人逐渐获得社会认可,流寓方向主要是上海、香港、广州等国内重要城市和日本、美国、南洋这样的海外地区,聚合方式也经历了从同乡同省到志趣相投的转变。从读者角度,官员、士绅、普通民众等不同群体对应着不同的阅读场景和文化景观。随着报刊发行的扩大,衙门、书院、学会和茶馆、戏院、酒楼等中国传统文化景观产生了嬗变与融合,新的空间出现,原有功能扩张;主要服务于官员士绅和新知识分子的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19世纪40年代由外国传教士引入中国,20世纪以后在士绅和官方共同推动下于全国多处兴建;面向普通民众的阅报社、宣讲所是在新政和预备立宪背景下得到推行,其中阅报社主要由士绅创办,宣讲所则更多带有官方色彩,这些文化景观在形成机制上体现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互交织。第三部分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近代报刊业时空演进的影响。时间是社会发展的维度之一,近代报刊业本身有着强烈的时间属性,在晚清中西文明冲突的情况下,近代报刊从纪年、历法、时分秒制、礼拜等方面介绍和传播了西方时间观念和体系,并对晚清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组织形态等产生重要影响。另外,报刊的时空建构功能,能有效影响受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外国报人对晚清受众的有效传播就是从地理知识和世界各国的报道开始,进而扩散到其他领域。在巨变格局下,晚清国人关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认知不断转变,从官员搜报、译报、阅报到国人办报,报刊成为观察、了解、调适外部环境的主要渠道。本文还以铁良南下为个案,分析士绅群体在“南北矛盾”观念影响下的国家认同消解现象,印证其时空建构功能及对社会改良和革命的重大作用。总之,近代报刊业在出版地、发行范围、受众群体等各方面的全面扩张,是其强大影响力产生的前提条件;同时,其时空演进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晚清各项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