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厥,一闪而过的红色星斗。孔厥,以其不懈的努力和创作实绩,曾被认为是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家;但随后因“生活作风”问题被清除出作家队伍。因为其“丑恶行为”,当时“纯洁”的“左派”不愿意也不屑于提及他;当“左倾”路线被纠正后,强调文学“纯洁性”的评论家,则表现出对与政治关系过于紧密的解放区文学的漠视与不屑。这样,孔厥就淡化出人们的视野。时至二十一世纪,当我们以历史同情的眼光回顾解放区文学,乃至共和国文学时,不禁会发现,孔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他是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但却努力实践解放区文学大众化、民族化、政治化的要求,特别是在一些外来作家创作疲软的情况下,他的创作在数量上获得了丰收,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正因为他是受到“五四”新文学熏陶的外来的知识分子,所以在改变后的创作中,仍不时流露出个人化的倾向。这些使他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存在——他和赵树理不同,和丁玲、何其芳也不同。从他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一位个性十足的独立作家如何一步步走向规范化的集体,而且也能看到在这一道路上他的挣扎与迷茫。外来的知识分子作家自觉、半自觉或者被动地走向集体与大众,在解放区成为一种潮流,而在创作中留下痕迹的并不多。孔厥留下了他的作品,也留下了一把让我们走近那个时代文学的钥匙。本文试图告别单纯从意识形态或单纯从文学本体去分析解放区文学和共和国文学的做法,以历史同情的眼光,尽力复原战争、革命的文学场域,并在这一特定的语境里观照孔厥的创作,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呈现他在个人化写作与意识形态化写作之间的挣扎。在此基础上,思考他的创作的价值与意义,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同时,也希望通过对孔厥个案的考察,管窥解放区及共和国前期作家、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创作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