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usaka通过研究企业的市场价值发现，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无关多元化并购浪潮增加了企业价值。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无关多元化则开始毁灭价值。对于这一现象，Matsusaka以及后来的学者都将其归因于制度环境的变迁，尤其是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改变。但是，20年时间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外在的环境，还包括企业自身的学习能力。因此要证实Matsusaka以及前人的研究，必须将学习效应剥离出去。对此，William P.Wan和Robert E.Hoskisson选择那些经历了相同的学习时段而环境丰裕程度差异较大的西欧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这些国家的企业多元化-绩效关系来探索环境所扮演的角色。最终他们发现，高环境丰裕度国家(法国、瑞士)里的企业多元化水平与绩效显著负相关，而低环境丰裕度国家里(爱尔兰、波兰)的企业多元化水平与绩效显著正相关，即环境的丰裕度对企业多元化-绩效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William P.Wan与Robert E.Hoskisson的理论和实证结果在中国的可行性，本文以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作为多样化环境的研究总体，在探索省域环境总的丰裕度对多元化-绩效关系调节作用的同时，还进一步去探索环境总丰裕度的构成要素--生产要素以及制度要素丰裕度对多元化-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笔者提出了三个假设：环境的丰裕度对企业的多元化-绩效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生产要素的丰裕度对企业的多元化-绩效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制度要素的丰裕度对企业的多元化-绩效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对环境丰裕程度的精确测量是本研究的核心之一。本文借鉴William P.Wan&Robert E.Hoskisson的分类体系，再结合肖红叶与李闽榕对中国区域竞争力的研究成果，最终将衡量生产要素环境的指标定为：资源竞争力、环境竞争力、科技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对外开放竞争力、金融竞争力以及人力资源与生活质量竞争力；将衡量制度要素环境的指标定为政府管理竞争力。二者共同构成环境总的丰裕度。各省域具体指标的测量值来源于肖红叶主编的《中国区域竞争力报告1985-2004》以及李闽榕著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报告1998-2004》。在得到每个省域环境丰裕度具体值之后，本文首先通过聚类分析将中国的总体环境分为两类--高丰裕度和低丰裕度环境，通过对这两类环境下企业绩效进行调节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一(环境总丰裕度的调节作用)。然后，笔者将低丰裕度环境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环境，制度要素相对丰裕环境以及生产、制度要素均匮乏的环境。通过对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环境以及生产、制度要素均匮乏环境下企业绩效的调节回归分析检验假设二(生产要素丰裕度的调节作用)；通过对制度要素相对丰裕环境以及生产、制度要素均匮乏环境下企业绩效的调节回归分析检验假设三(制度要素丰裕度的调节作用)。对此，笔者选取了典型样本省域来分别验证假设：高丰裕度环境的样本省域是上海；低丰裕度环境的样本省域是山西、海南、内蒙古、重庆和湖北。生产、制度要素均匮乏环境的样本省域是内蒙古和重庆；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环境的样本省域是湖北；制度要素相对丰裕环境的样本省域是山西和海南。　　 通过对各样本省域所有上市公司绩效的调节回归分析，笔者最终发现：只有制度要素丰裕度对DR-ROA(相关多元化水平-绩效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假设三得到部分验证；总的环境丰裕度对多元化-绩效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一没有得到验证；而生产要素丰裕度则对DT-ROE(总的多元化水平-绩效关系)以及DU-ROE(无关多元化关系)有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与假设二截然相反。　　 这一结果与William P.Wan和Robert E.Hoskisson的大相径庭。对此合理的解释有：1)在对企业多元化的测量上笔者只用了熵值测量法，而没有采用最权威的鲁梅尔特分类方法。2)本文对企业绩效的测量用的是账面价值而非市场价值。3)大量的非上市公司不在研究范围之列。4)本研究假设的理论基础--“企业多元化是为提高绩效而利用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可能有较严格的适用条件，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不能完全照搬。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这几点改进以从而提出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管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