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证据偏在问题,保障当事人的证明权,我国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有益经验,在2015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创设了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但司法解释关于文书提出命令的规定过于笼统。201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该制度进行了有益补充,但该规定仍存在许多不足,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需要予以完善。由于我国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过窄,未将第三人纳入文书提出义务范围且文书提出命令作为一种全新的证据收集手段,当事人及律师缺乏对文书提出命令的了解,导致文书提出命令适用率低。此外,涉及文书提出命令案件上诉率高,因为文书提出命令救济程序缺失,当事人只能通过上诉来主张权利,而且违反文书提出命令的制裁措施不完备,导致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存在不解,进而提起上诉。由于受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且司法侧重于发现案件真实,使得我国在构建文书提出命令时,未规定文书提出拒绝权,也未规定在诉讼中如何对涉密文书进行保护。为提高文书提出命令的适用率,应强化法官的释明权,由法官释明当事人的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权,此外,还需为第三人设置文书提出义务,扩大文书提出命令的适用范围。为减少涉及文书提出命令案件上诉的情形,应强化法官释明不遵守文书提出命令法律后果的权利;增设救济程序,不服文书提出命令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向上一级人民法院复议;针对文书持有人不提交文书的情形,规定不同后果。为强化文书提出命令中特殊利益的保护,可增设文书提出拒绝权。当要求提交的文书涉及秘密时,可利用“运用人工智能建构的秘密审查程序”对秘密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提交文书;可运用签订保密承诺书、法院核发秘密保持令的方式对秘密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