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重写文学史”为切入点,研究八十年代文学和文学史观念的状况。研究在“重写文学史”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文学和文学史观念发生的结构性条件,讨论各种文学观念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如何提出,又如何存在,它们回答了什么问题,又遇到了哪些困难。本文的方法论主要是性结构性研究,即把历时性存在的观念放在一个结构平面上考察,思考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方法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我们在非本质化的意义上,思考各种观念的具体存在情形,从而观察到观念的发生条件。此外,本文的论证过程还采用了文本材料和理论材料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大量阅读和收集原始的文本材料,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对材料中所隐含的观念形式进行结构性分析。收集材料的过程围绕研究的基本框架,寻找相关的原始素材,采用用相关的理论方法进行分析。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八十年代各种文学和文学史观念的提出及其存在形式,不能从观念自身出发去理解,必须放置于一种结构性关系中才能获得相应的理解。在这种结构关系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观念,包括“五四”时期、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出现的种种文学和文学史观念,这些在历时性存在的各种观念,落实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空间中,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与当年的各种问题性相互结合,形成了它们各自的内涵及其所能够回答的问题面。其中,建设现代中国“民族文学”作为一种核心的目标也是作为一种核心范畴,深刻限定了八十年代人们的提问和解答的基本视阈。这个问题视阈形成于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并且成为其核心目标。八十年代被称为“新启蒙”时代,期间形成的种种文学和文学史问题或观念最终都会与“民族形式”、“民族性”、“民族化”等概念发生联系。这些联系深刻影响了当年人们对于“个人主义”、“纯文学”、“知识分子”、“乡村”和“世界”的理解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