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倡议的不断推进,沿线国家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在规模上持续扩大,而且质量和水平上也得到了提高,国内企业纷纷走出国门。RCEP所形成的制度性合作促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东盟国家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投资中占比很大,2021年占比为65.6%。由于RCEP成员国结构更趋多元化,国情复杂,经济基础、社会稳定程度、税收制度不同,社会人文存在较大差异,经济贸易争端等长期存在的不稳定性风险不可避免且难以预测。在此背景下,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会面临不可预测的制度风险、税务风险、环境风险、政治不稳定等挑战,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中国企业在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过程中由于税收环境引起的税务风险。首先,本文论述了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现状,主要包括投资总量变化趋势、空间分布、行业分布;税收环境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行业限制政策、税制结构分析。其次,本文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税务风险影响因素出发,确定11个指标,其中5个非税收指标,6个税收指标,构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税务风险评价体系,依据该指标体系,利用公报、数据库等选取东盟10个国家2010-2020年的数据,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得出各指标的熵值及熵权,确定各指标在税务风险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得分,根据Topsis法建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税务风险评价模型,利用SPSSAU软件计算得出各指标的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各评价对象的欧式距离及相对贴近度等参数,依据相对贴近度对各评价对象进行排序,以确定东盟各国税务风险的排名。再次,本文对熵权-Topsis综合评价法得出的税务风险指标进行显著性验证。最后,本文得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在的税务风险有:税收制度差异的风险、税收优惠政策相关的风险、东道国税收征管风险、税收饶让风险、国际双重征税风险以及税收争议处理风险。在最后一章给出相关建议,认为可以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防范化解税务风险,国家制定符合发展需求的国际税收协调规则、实施友好开放型的税收优惠政策、探索优化纳税服务新途径和注重税收专业人才的培养,企业建立风险预警、防范机制、加强账簿资料管理并与税务机关及时沟通以及提高纳税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