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行政问责实践的逐步深入，我国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十分重视行政问责制的建设，陆续出台了行政问责的具体办法和规定，并且问责力度逐渐加大，问责范围也逐渐扩大，这些都表明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正逐步走向常规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并不是将被行政问责官员从此全盘否定，不得启用，而应该给被行政问责官员一条人性化的出路，其政治生命并没有全部结束，仍可以为社会发挥其应有的力量。对于政治素质过硬和工作能力突出的被行政问责官员，在经过一定期限的考察之后，如果符合相关条件得以复出任用，这也体现了国家对人才、精英的尊重。但是反观现实，在高调问责的同时，也存在着低调复出的现象。被行政问责的政府官员的去向问题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被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逐渐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许多被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都是悄悄复出，其政务不透明，法律法规缺失，复出的条件、程序和时限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且被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公众了解到的复出也多是媒体披露，而非相关人事部门的公布，这让公众极为不满；被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的相关配套制度也不完善，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支撑作用。因此，建立与健全被行政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阐述国内外学者对被行政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观点看法入手，通过表格列举典型案例来描述我国被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从而进一步了解到我国被行政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并从理论、制度、实践等方面解释了原因。在行政法治理论与民主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建议从公开被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官员复出的社会监督制约机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等方面出发，建立与健全我国被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