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明清江南市镇史的研究，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很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本文选取清代苏州地区作为个案，拟将视角放在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上，从内部而不是外部透视江南社会的方方面面，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静止的要素化约到流动、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去，以一种“模糊”的解释策略来避免“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　　从空间格局角度进行审视，水网化的交通背景以及作为联络城乡工具和出行临时居所的航船，为市镇与农村的频繁沟通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前提。而以交换、信仰、休闲等为媒介形成的“乡脚”世界，则借流动的航船和静止的茶馆为载体，通过现实中的“地理界限”、“市场圈”、“信仰圈”等多个同心圆相重叠的方式，共同完成着讯息的传递和人群的交流。　　如果把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地方历史过程中来加以理解，可以领略到另一番风貌。明末清初，以“奴变”运动的广泛性和“一田两主”制的普遍化为标志，城乡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地权的分散引致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失去人情味，从而加速了士绅地主从乡间徙居城镇的进程。在农村，诸如兴修水利等重要工作常常无人顾及,原来属于地主的特殊职责已经泛化到市镇这样的特定空间之中。居城的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只剩下土地租佃的关系，日常生活已没有较紧密的往来，主佃的居住空间可以不在同一地点。如何协调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共同利益愈显重要，与此相关的应对策略和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地主”为主体的地方精英的“在地性”，进而对清代江南的城乡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嘉定、宝山二县，最初仅仅履行施粥功能的“粥厂”，随着承担地方事务不断增多，渐渐具备了有形的管理空间，且表现出“厂镇合流”的趋向:对于每个具体的“厂（镇）”而言，均具备了联络市镇和乡村的功能，以此为基础，数量众多的“厂（镇）”共同构成了嘉定宝山城乡联系的网络。　　通过以上几个有限的研究片段，本文力图表明，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清代江南社会中，市镇与农村之间交流频繁，联络广泛，构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城乡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