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新型经济业态的核心,为大数据经济输送源源不断的海量资源,风险与数据静态、流动、在用三种状态相伴而生。出于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等各种考虑,数据的跨境流动基本受到严格限制,但对数据安全的治理一直聚焦于个人数据保护方面,对非个人数据安全的保护重视不够。我国对于非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保护呈现明显的分散化、碎片化特点,缺乏非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统一标准和规则。国际社会而言,非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范性经验的借鉴主要以欧盟于2018年11月14日颁布的《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范本。随着跨境流动需求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政策对个人数据以外涉及企业商业秘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国家安全等非个人数据的跨境流动进行更加严苛的监管,人们的数据安全需要不再仅仅依靠于个人数据保护过程中的静态安全需要,还包括非个人数据处理行为中的信任需要与跨境传输过程中的动态保护需要。非个人数据这一概念正在不断发展,作为数据流转的B面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正逐步得到重视,同时它也提出了与个人数据保护不同的规制要求。非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需要从技术与法律两个层面,以主体与权属确立、沟通与咨询、风险评估与控制、审查与监管、协作机制为五个具体着力点进行制度构建,其中第一部分应按照数据权利客体→权利主体→权利归属→权利义务分配这一路径提出构建我国非个人数据跨境流动保护规则的第一步,其中首先要解决好非个人数据定义的模糊性问题,从而为完善我国数据保护立法提供前提与保障前提和保障;规则构建的第二部分笔者侧重于与非个人数据主体和出境数据接收方之间同意/协议规则的建立,以此增强跨境流动过程的透明度与安全性,加强非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参与方之间的信任度;第三部分在借鉴个人数据跨境流动风险评估制度的基础上,结合非个人数据自身的技术特点,从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两个方面进行风险管理与防范制度的构建;第四部分重点关注非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审查与监管规则的构建,具体从对象、范围、主体和处罚措施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最后强调协作机制的重要性,为了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增强我国在国际数据市场上的话语权与竞争力,完善我国数据治理体系,倡导建立健全大数据安全标准化人才的联合培养协作机制、行业准则与平台评价体系的共建机制、跨境安全标准与立法的协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