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广西文学界意识到广西文学长期以来的落后面貌,于是相继展开“百越境界”“广西文坛三思录”和“振兴广西文学大讨论”等一系列寻找广西文学未来出路的论争,试图实现广西文学“边缘的崛起”。这些论争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在边缘性焦虑和崛起欲求的作用下,广西文学界有意识地建设了“文学桂军”,并通过制定文学制度来保障其以集体面貌向全国突围。与以上相一致的是,1990年代初至新世纪初“文学桂军”在创作上也进行了策略性调整,其文学行为表现为“逃离地域”。这方面最典型的是,逃离广西地域文化而转向主流文化书写,目的是从“边缘”走向“中心”。新世纪初至今,“文学桂军”整体上的文学行为展现出“重返地域”的指向,但“逃离地域”的文学行为惯性依然在欲断不断地发生作用。文学行为上的逃离和重返,暗含着“文学桂军”始终受限于“边缘-中心”权力结构。“边缘-中心”权力结构中的“文学桂军”在文学行为上表现出多重悖论。最典型的是,“逃离地域”的文学行为恰恰使“文学桂军”具有了地域文学群体的共同性特征,从而表现为“逃离地域”的“地域文学”。将“文学桂军”作为一个整体,同时结合作家个案研究,通过考察1980年代以来“文学桂军”复杂的文学行为,一方面可以厘清“文学桂军”进行“边缘的崛起”的路径,另一方面可以发掘其在“边缘的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悖论性困境。第一章从整体上考察“文学桂军”的历史生成。“文学桂军”的发生和发展,与“百越境界”“广西文坛三思录”“振兴广西文艺大讨论”等论争、文学制度建设、文学批评实践密切相关。对以上论争繁复的史料做出考辨和总结,并厘清促发“文学桂军”向全国突围的文学制度和文学批评实践的脉络。在深重的边缘性焦虑和崛起欲求的作用下,广西文艺界建设和发展“文学桂军”以及与其相关的文学制度和文学批评,目的就是促成“文学桂军”与“中心”进行平等的对话。第二章考察早期“文学桂军”在广西文学场域内自在状态下的创作形态。这一时期对应的时间段为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此时,“文学桂军”主要书写广西的地域文化,代表性的是方言土语、文学地理和民间信仰。文本中的广西地域文化既是广西文学的身份确认,又是广西作家的身份确认。第三章探索1990年代“文学桂军”在文学行为上采取的策略性变迁。为了实现“边缘的崛起”,1990年代初至新世纪初,“文学桂军”逃离了广西文学传统,其文学行为变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文化层面弃斥广西地域文化,转向主流文化书写;另一方面是,在叙事形式和叙事精神层面转向“先锋”写作。以鬼子小说为个案,探究其版本变迁中表现出来的主流文化想象和身份重构。鬼子小说在版本流变过程中,文本中的广西地域文化都被有意识地删掉,如方言土语、文学地理和民间信仰,等等。结合鬼子的创作谈和访谈,我们体认到,鬼子小说版本流变中潜藏着作家的主流文化想象和身份重构,也暗含着边缘性主体走入“中心”的意蕴。第四章考察新世纪初至今“文学桂军”的文学行为变迁。新世纪初至今,“文学桂军”整体上的文学行为呈现出“重返地域”的形态。“重返地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民间”理论的引导下展开地域性叙事,尤其是方言写作;另一方面是,自觉地在文本中重建广西地域文化,如桂西北的野马镇和野马河,百色壮乡的莫纳镇和莫镇;还有一方面是,沟通粤桂湘文化,如漓江和湘江边界地带的文化形态、从鸳鸯江到珠江的岭南都市文学和徘徊在粤桂边城的“新南方写作”。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尽管“逃离地域”的文学行为业已趋于式微,但始终还在发生作用。比如,1990年代“逃离地域”的鬼子、东西、李冯,在新世纪后依然“逃离地域”,新世纪初登入文坛的青年作家黄咏梅和朱山坡在“逃离地域”之后再“重返地域”。第五章基于以上研究,进一步探讨1980年代初至今“文学桂军”始终面临的悖论性困境。这种悖论性困境具体表现为由地域造成的“边缘-中心”权力结构中的困境。“边缘-中心”权力结构中的“文学桂军”在文学行为上表现出无所适从的状态。“文学桂军”终于因“逃离地域”这一文学行为共同性而成为“逃离地域”的“地域文学”。以林白小说为个案,考察其女性写作的发生和流变。林白的女性写作主要溯源于北京男性主流评论家的引导,其女性写作发生和流变的过程也就喻含着作家主体从边缘文化地理“鬼门关”走向权力禁中“京城”的心路历程。所以,林白的女性写作中潜藏着“边缘-中心”权力结构下的深层悖论。第六章结语部分总结1980年代至今“文学桂军”复杂的文学行为变迁过程,以及“文学桂军”一直以来面临的由地域造成的“边缘-中心”权力结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