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现代教育所形塑的知识青年并不能充分被城市吸纳。当那些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不得不回到农村时,一方面,急需人才的农村如何消化他们的知识以及其生活方式、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农村知识青年怎样发挥自我价值并实现身心安顿,一直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遭遇的难题。对此,诸多有识之士从不同视角出发,试图重塑另一种“知识”以回应上述难题。由于这一现实难题无法有效解决,参与“知识”重塑的文学再生产的小说创作,也面临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形式难题与叙事困境。新中国建立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知识”重塑议题重新开启。新的文学生产体制中的诸多作家,基于个人的历史想象、美学趣味和形式创制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文学再生产,由此产生了以农村知青为题材的小说创作现象。一方面,农村知青题材小说是重塑“知识”过程的文学生产与形式实践,另一方面,重塑“知识”过程中遭遇的诸种难题也重塑着农村知青题材小说的形式肌理、叙述模式与美学风格。农村知青题材小说与“知识”重塑处于一种互为镜像、相互生产、彼此重塑的动态关系之中。本文通过版本对勘与“症候阅读”,以“知识”重塑为当代农村知青题材小说研究的一种视角、媒介与路径,深入考察历史与文学、政治与审美、内容与形式之间相互生产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而揭示农村知青题材小说的变迁历史、形式沿革与内在困境。除绪论和结语外,全文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聚焦于康濯、柳青、韦君宜和周克芹笔下的农村知青题材小说如何塑造出新的“城乡认知”,在不溢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基础上,创制出契合自身生活经验、价值诉求和文学理念的文学形式。这是“知识”重塑的第一步,即如何确立新的农村前景,为农村知青回乡奠定思想基础,农村知青题材小说以其形式感与所回应难题的互动、缝合或博弈,成为考察农村知青题材小说进城叙事的意义生产机制的症候性路径。第二章主要处理农村知青题材小说如何建构知识与农村建设相结合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农村知青的知识使得农村建设获得一种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可能性由于客观条件与外部情景的限制而遭遇其限度与危机。农村知青题材小说的叙事过程既是证成知识的乐观想象的过程,也是想象性解决知识现代性问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试图在形式内部弥合话语逻辑缝隙的想象性解决,在有效的叙述策略背后也往往凸显出其内在限制。第三章主要处理的问题是,“知识”重塑所遭遇的客观的、结构性的难题,往往被转化为对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进而在知识主体的农村知青层面加以想象性解决。知识与农村这一客观的结构性命题的展开,更多落实为中介环节农村知青的主体性的再造与重建。在农村知青题材小说的历时性变迁轨迹中,关于形塑青年的话语策略与意义生产机制表征了知识及其主体在农村的施展活力的式微,农村知青题材小说的美学与形式可能性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第四章主要讨论赵树理与浩然的农村知青题材小说则是直面形塑新人的难题或者说反命题,即转化落后青年所遭遇的挫折。某种程度上说,前三章讨论的是书写新人诞生的可能性,而本章则揭示了新人的挫折、限度与危机,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显而易见的紧张、互补与多元的关系。赵树理和浩然的农村知青题材小说的创作流变不仅构成了此前农村知青题材小说的反例或“硬核”,而且某种程度上是“知识”重塑的文学生产与形式实践走向概念化的一种隐喻。结语部分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远景叙事既赋予农村知青题材小说以可能性,但远景同时也可能在历史变迁中成为一种漂浮的能指,进而导致农村知青题材小说的内在危机。这种危机及其克服努力的挫折,也成为“文革”乃至新时期的农村知青题材小说兴起的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