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科学是人类社会中两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们的对话是处于分裂状态的人类文化寻求自我融合的一个必要途径。20世纪初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裂变，中国佛教自身也在进行着从古代佛教向现代佛教转型的历史性嬗变。随着近现代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崛起，融通佛教与科学的关系，成为事关佛教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课题。一些著名的佛教学者对佛教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佛教这一传统文化在科学时代的存在价值作出了多方面的论述，从而推动了佛教自身的现代化演变。在与现代科学的对话过程中，佛教特有的文化内涵也由于新的历史条件而再次得到了彰显和肯定。 在融通佛教与科学的过程中，既有现代佛教领袖、教内学者的参与，也有一些信教科学家加入其中，以科学家的独特身份现身说法，王季同、尤智表等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近现代文化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基础之上，因此它是不稳固的，并具有很大的弊端，这种文化不能认识、甚至遮蔽了对世界真实性的认识。他们相信，只有佛教才能承担拯救现代文明弊端的重任。他们以科学家的视点对佛教理论进行了重新认识，以科学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思路对佛教(佛法)和科学理论作出了比较研究。他们希望能使更多的人了解、认识这一人类智慧的宝藏，使整个社会同沾佛教文化的利益。在他们借助现代科学研究佛教的过程中，也倾注了某些现代科学的理性思想在里面。他们论证了现代科学不足以推翻佛教的存在理由；反之，佛教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则具有不可替代的恒久意义。 现代佛教思想家太虚以其精湛的佛学造诣对佛教与科学的融通做出了贡献，成为现代融通佛教与科学这两大文化关系中的代表人物。太虚主要致力于以唯识理论来融通佛教和科学的关系。在论及佛教与科学的关系时，太虚提出了“科学之知识可为佛法之确证及假说而不能通达佛法之实际”以及“科学之方法可为佛法之前驱及后施而不能成为佛法之中坚”这两个命题，对佛教与科学的关系作出了根本的概括。太虚对佛教与科学关系的论述，固然与其特定的信仰观念有脱不开的联系，但是他对佛教与科学的论述深刻地触及到了它们的文化本性，因此他以佛教对科学的融摄显示出了较高的文化价值。另外，太虚基于佛教理论对现代西方心理学进行了研究，并对其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给予了评判。在对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中，太虚还提出了“佛教心理学”的思想体系。这些，对于从心理学的角度认识佛教文化的现实意义都具有开创性的价值。但是，太虚自身佛法观念与科学观念上的时代性，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融通佛教与科学的思维取向和理论风貌。 当代佛学泰斗印顺法师在继承太虚佛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广博的佛学理论体系。在他的佛学理论中，包含了对于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性质、科学与佛教的关系等方面的重要论述。相对来说，印顺具有更注重现实生活的一面，他从多方面汲取了现代科学的客观、理性精神，并将其贯穿到他整个的佛学研究中去。在论述佛教与科学的关系时，印顺主要是以佛教的“二谛”说对科学的地位和性质作出了评判。他认为，科学理论虽然只是世间常识的加工，并非究竟真实的第一义谛，但是它与佛法的胜义谛从根本上并不是矛盾的，应该承认它对应于世间的确实性。印顺认为，佛教的基本立场是从世俗中领悟胜义，而胜义又不碍世俗。因此，应该以大乘菩萨的入世精神和爱人爱群的胸怀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并以此解除众生因物质贫乏而来的苦痛与罪恶;同时，需要以佛法来实现人类的充分觉悟，完成人格和道德的提升，以此成立情智和谐、真俗相成的人生观。印顺的科学观还反映在他对一系列佛教教义内容的阐释上，通过对这些内容的阐释，佛教表现出与现代科学进一步接近与会通的趋势。 南怀瑾是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佛教禅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南怀瑾对科学的发展持开放的心态，他认识到现代科学力量的巨大潜力，认为应该注重对科学的研究以应对科学对佛法的挑战。他强调佛法是“超科学哲学之一大实验事”，认为佛法并非单纯的玄理，而是具有可实证性、可实践性，他以佛教修行过程的严格次第显示了佛教禅学作为“内在科学”的一面。另外，他结合现代心理学、生理学、解剖学的知识，对佛教“神秘学”的内容进行了探讨，提出佛教密宗“是一种最高深的身心精神科学，实验心物一元的实境。”但是，南怀瑾对于佛教神秘学内容的考察，虽然联系了其历史、文化的渊源以及现代科学的认识成果来说明其作用机制，但其最终的抉择标准仍然离不开佛教自身的理论体系。南怀瑾虽然对于佛教禅学的变革具有明确的意识，但由于他对现代科学持特有的疑虑、保留态度，他对于佛学与科学关系的观点仍然属于以佛教融摄科学的范畴。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深厚社会文化基础的佛教信仰重新活跃起来。与此同时，佛教与科学的关系重新成为佛教信仰者以及对佛教文化感兴趣的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尽管在佛教与科学的关系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复杂认识，但以对话而不是对抗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当代关注此问题的人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