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谈判中,美国为了确保在新条约的事前协商制度下驻日美军可以继续在朝鲜战争再次爆发时向朝鲜半岛自由出击,提出通过秘密谅解实现该目标的构想,双方经过谈判后,签署了会议记录形式的“朝鲜议事录”,日本同意在朝鲜战争再次爆发时免除驻日美军与日本政府事前协商的义务。到了1969年,由于日美冲绳返还谈判涉及日美安保条约适用范围的扩大,因此朝鲜议事录的处理也成为了讨论的一环。佐藤政府的想法是,通过公开的声明处理韩国安全问题,从而取代朝鲜议事录,并将后者废除。这一公开的声明没有明确同意驻日美军自由向韩国出击的权利,只是表达了对韩国安全的关心。而且,这部分内容由佐藤荣作单独发表,并没有包含在联合公报中,但日方私下已经向美国说明这意味着日本政府会在事前协商中表示同意。而美国则希望以冲绳返还为筹码,换取日本同意驻日美军可以向韩国、中国台湾和越南自由出击,因此反对日本政府公开声明的模糊写法,要求日本政府在联合公报中做出明确承诺。双方谈判之后,日本政府同意在联合公报中加入有关上述地区的内容。其中,在有关韩国的部分,日本政府表示“韩国的安全对日本而言不可或缺”,并且由佐藤荣作公开说明,鉴于这种认识,在朝鲜半岛出现紧急情况时,日本政府将“迅速且积极地”回应美国政府在事前协商中的要求。这两部分内容即为“韩国条款”。尽管美国国务院同意该方案,但是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该条款依然不够明确,不能保证自由行动的权利,因此执意要求缔结秘密协定。有鉴于此,国务院最终选择模糊处理朝鲜议事录,默认其继续有效,且适用于冲绳,同时不再寻求缔结新的秘密协定。日本接受了这个处理方式,朝鲜半岛问题最终解决。日美双方在谈判后面临着如何向国会解释“韩国条款”的问题,双方采取了同样的原则,既维持事前协商,又强调日本政府在事前协商时会保持积极态度。不过,由于两国国会的对冲绳问题的关注点不同,因此两国政府各自应对国会的侧重点不同。日本政府的宣传重点强调的是在事前协商框架下,政府本就有表示同意的权利,但是政府会按照本国利益决定自己的态度;而美国政府的宣传重在解释冲绳返还不会影响冲绳美军基地的使用,因为日本政府已经向美国说明了在事前协商时的态度,并且政府在后续的谈判中会随时与国会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