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人口问题逐渐成为了人们高度关注的社会话题。十八大以来,我国虽然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但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推出了全面二孩政策。实践证明,全面二孩政策对于改善我国的人口问题有一定效果,但作用非常有限,甚至随着生育堆积效应的消退,生育率又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为了扭转生育颓势,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在全社会实施三孩政策并给予配套支持措施的决定,这意味着我国进入了多孩时代。三孩政策为提高我国的生育率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在实践中,必须将住房、生育、教育及养老等问题通盘考虑,有计划、有目标地解决养育孩子全周期内的难题,三孩政策才能更好落地。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我国更需要从微观层面提出能影响家庭或个人生育意愿的支持措施。根据生育转变中的性别平等理论,家庭性别平等对生育意愿有重要影响,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水平滞后于公共领域导致了极低生育率。从国家层面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女性在公共领域得到发展,而家庭领域依然保持传统的性别分工,女性就会通过减少生育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冲突,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生育水平下降。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女性能够在公共领域获得援助,在家庭领域得到家务分担,使其兼顾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角色,那么女性的生育成本便可大大减少,整个国家的生育水平将会有所提升。韩国与中国同处于东亚儒家文化圈,有相似的经济发展轨迹和生育政策调整历程。自2005年跌入低生育陷阱后,韩国成为了东亚文化圈内生育政策实践的先行者,政府及社会为提高生育率从各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家庭性别平等是韩国在促进生育时优先考虑的因素。而家庭性别平等对多孩生育到底有何影响?中国应怎么做才能避免落入当前存在于韩国的生育陷阱?全面三孩政策背景下又应该采取什么配套支持措施才能有效缓解我国当前生育率面临的下行压力?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选取2007-2018年“韩国妇女与家庭纵向调查”的数据,从家庭性别平等与婚姻满意度的视角出发,对韩国育龄妇女的多孩生育行为进行理论剖析和实证分析。首先,将家庭性别平等分为四个方面:性别角色态度、家庭决策权、家务与育儿分工、闲暇活动的频率,再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分析家庭性别平等与多孩生育之间的作用关系;其次,实证分析家庭性别平等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以此来保证婚姻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的正确性;最后,测算在婚姻满意度的作用下,家庭性别平等对多孩生育的影响程度是否发生改变。研究发现:家庭性别平等对韩国育龄妇女的多孩生育存在着直接与间接影响。在性别角色态度方面,现代化的家庭与事业观会降低女性再次生育的可能性,而平等的家庭分工观会提高女性的生育。在实际的家务育儿分工中,相对于妻子,丈夫花费的时间与多孩生育存在正向关系。在家庭决策权方面,由妻子单独决定孩子的教育会降低多孩生育。此外,婚姻满意度在婚姻经营、社会活动、孩子教育决定权对多孩生育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平等的婚姻关系、频繁的社会活动会提升女性的婚姻满意度,由妻子或丈夫单独决定孩子教育会降低婚姻满意度。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讨论了韩国促进性别平等的举措及其促进生育效果不佳的原因,并提出韩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首先,在政府层面,健全社会配套生育措施,设置专管家庭政策的机构,将人口政策拓展为家庭政策。其次,在家庭层面,转变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平衡家庭与工作冲突,鼓励丈夫参与到家务育儿中,提倡夫妻双方共同负责子女的教育。最后,在个人层面,女性应树立现代家庭观念,提高自身素质,积极规划职业与人生,更多的进行社交活动以提高婚姻满意度,塑造平等的婚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