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技论文和专利数量已稳居世界首位,也有许多大学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列,却仍面临技术封锁、被“卡脖子”的危机和窘境。缺少原创性、基础性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障碍。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专业化组织,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在知识经济中塑造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中国的大学仍以外延式扩张为主要特征,尚未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立足大学治理的现实问题,研究中国大学知识生产的特点、成因及影响机制,是重要且紧迫的。影响大学知识生产问题的因素纷繁复杂。现有文献的研究框架多注重局部经验分析,即只从大学层面关注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忽视了大学作为一个科层体制,其管理层（如大学校长）和一线员工（如大学教师）这些直接行为人的决策机制。或者定性地分析大学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机制,缺少经验证据支撑。本研究在激励机制的研究视角下,首先构建了概念性的理论模型,分别考察了政治晋升激励、职称聘任激励和知识产权激励对大学校长和大学教师行为决策的影响。具体地,从这三个激励机制出发剖析中国大学治理特征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提供经验证据。在大学层面,聚焦于政治晋升锦标赛下大学校长的治校策略,分析了大学校长治校努力的策略和成果与政治晋升的关系及机制,以此解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唯论文”等不良导向在大学治理层面的制度机制。在教师层面,分别从论文和专利两项知识产品的生产问题切入,考察职称聘任激励和知识产权激励两项具体的大学治理规则对教师知识生产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经验研究表明:政治晋升的激励有助于推动大学规模扩张,但扭曲了校长的治校努力。本研究利用大学各部门发展的平衡程度构造了大学校长“扬长”或“补短”的治校策略,利用专利和论文数量构造了规模指标,利用大学排名变化构造了质量指标,考察这些指标与校长政治晋升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中国大学校长“准官员”的聘任制下,同样存在以论文和专利等规模指标为主要内容的高校“GDP”政治晋升竞赛,这是中国高校外延式扩张的内生动力和内在逻辑。（2）校长为政治晋升的最优努力策略是补短而不是扬长,最优努力成果是扩张办学规模而不是提升办学质量,故会更倾向于把大学“做大”而不是“做强”。（3）校长采取补短策略是通过规模扩张的渠道提高晋升概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理顺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改革校长聘任制度,促进大学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量化考核聘任制下的职称晋升压力激励了大学教师增加论文发表数量,却抑制了生产高质量论文的努力。本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考察大学教师在讲师、副教授和教授阶段的学术成果产出变化,讨论了教师学术生产行为在不同职称阶段的异质性关系及作用机制。通过自建数据库,搜集整理了中国部分顶尖大学经济学院教师数据,构建了每位教师的学术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指标,利用职称晋升的申报条件构建了职称和大学层面的晋升压力指数。研究发现,在考核与晋升压力最大的副教授阶段,存在学术产出质量并未处于最高水平的“悖论”,大学教师高质量的学术产出主要来自晋升压力的缓解。在低压环境下,大学的教授更易生产出高质量论文。量化考核塑造的“压力型体制”是引发大学教师学术生产短期行为的重要原因。给大学教师减压,提供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对提高大学的学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深化对中国高校量化考核的职称聘任激励体系的改革很有必要。知识产权的变化对大学教师的知识生产行为产生重要影响。2015年来,中国政府制定了进一步提高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收益份额的政策。本研究评估了政策的实施对大学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以及不同能力大学反应的异质性,包括专利出售和基础研究投入两个方面。本研究将微观的专利信息数据与大学和企业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将中国630所大学作为处理组、109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对照组考察了大学教师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的变化。研究发现:大学专利的申请数量以及被授权的专利数量均显著上升了,学校层面的高质量专利数量有所增加,但平均质量下降。同时,被授权专利的平均质量也显著下降,国家的专利授权审查和批准制度似乎没有很好地起到对低质量专利的抑制作用。本研究根据大学的综合排名和科研质量排名考察不同能力大学对政策的异质性反应,发现高综合能力的大学具有更强的科技成果转化优势,高科研能力大学并不具备这一优势。具有基础研究比较优势的高科研能力大学在政策实施后有将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应用研究的倾向。这些结果对科技政策改革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