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观察国际关系事实可以发现，在近年来的世界政治中，美国(特别是小布什政府)比较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而欧盟则比较倾向于多边主义。有人甚至把欧美之间的这种差异称为金星与火星之间的区别，即欧洲来自金星，而美国来自火星。实际上，在欧盟的对外行为中，特别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它的多边主义外交行为，尤其是与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这一现象为基础，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欧盟在其对外关系中为什么倾向于多边主义?　　 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论文认为多边主义在欧盟的对外行为中已经生成为一种价值理念和规范，可以称之为规范多边主义。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规范，多边主义对欧盟的对外行为有一种内在的规定和影响。通过对欧洲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多边主义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工具性多边主义向规范多边主义的转型，即：在历史上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多边主义都是被作为一种政策工具而被加以利用的，但是随着二战后欧洲联合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多边主义逐渐地由之前的政策工具转变为一种价值理念与规范，发生了质的变化或转型。可以说，多边主义由政策工具向价值理念与规范的转变对欧共体/欧盟对外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以此为支点，通过借鉴国际规范形成与变迁的理论，本论文认为促使欧盟规范多边主义得以生成的主要因素或内在机制包括两个方面：欧盟的领袖群体“倡导者”与欧盟的制度网络。　　 具体地说，欧盟的领袖倡导者主要包括欧盟超国家层次上的领导人以及成员国层次上的领导人等。在战后欧洲联合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多边外交中，共同体及成员国的领导人始终处于政治活动的中心。无论是研究欧盟的内部事务，还是研究其对外关系，都离不开对他们的关注。本论文按照战后欧洲联合的不同发展阶段，择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政治领袖，阐述了他们对欧洲联合与一体化的认知，着重强调了他们在欧洲联合与对外关系中的“倡导”和推动作用。当然，无论是一体化的进程，还是欧盟的对外关系，涉及其中的人与机构是相当多的。除了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领导人之外，发挥倡导者作用的还包括有关国家的外长、负责某一领域事务的官员以及那些在幕后为领导人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人士等。此外，轮值主席国以及欧盟的其他制度也常常起着倡导者的作用，也构成了“倡导者”的一部分。　　 欧盟的政治领袖主要通过提出倡议、进行说服以及躬身亲为等方式发挥倡导者的作用，推动多边主义规范的发展、转型与生成。在一体化的历史上，无论是莫内之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成立，还是舒曼计划的出笼；无论是蓬皮杜之成立首脑会议的提议，还是德洛尔为共同体事业之呕心沥血，都鲜活地证明了欧盟领袖所具有的“助推”与“倡导”作用。此外，诸多领袖对欧洲联合的热望，对统一自强的追求，对法德和解的真诚，对南北关系、东西关系的关照，则构成了他们思想与行动的主要质料。总之，欧盟的领袖倡导者是推动多边主义规范生成的一大主导机制。　　 制度建设是欧洲联合进程中的一大特点，并且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制度网络。本论文把欧盟的制度网络分为两个部分：由各种组织机构组成的制度网络，以及由各种条约、法律组成的法律制度网络。欧盟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欧盟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欧洲议会以及轮值主席国等。它们为欧盟开展多边外交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搭建了实施多边外交的“组织平台”。欧盟的法律网络主要包括欧盟的条约体系和法律体系。它们为其多边外交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把相关的规定、规则与惯常的做法用条约、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它们共同促进和保障了欧盟规范多边主义的生成。　　 在一体化的过程中，欧共体/欧盟的制度网络也有一些调整、改革和发展，逐步得以完善。本论文着重阐述了欧盟组织机构与法律、条约体系的创设、性质、功能及其发展演变等，突出强凋了它们对多边主义规范的形成所起的促进作用和保障作用。从性质上来说，欧盟的组织机构与法律、条约体系都是其成员国间多边合作的结果。就其功能而言，欧盟的制度网络具有“场所功能”、“塑造功能”以及“驯服功能”等。具体地说，欧盟制度网络的“场所功能”为欧洲联合事业以及成员国间的相互交流、磋商提供了一定的场所与组织平台，搭建了成员国间进行多边沟通的渠道，为欧陆内部的多边外交夯实了基础。欧盟制度的“塑造功能”则表现在重新塑造了成员国的身份、认同与利益，增强了欧盟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加强了成员国的共同体意识，切实奠定了成员国间多边合作的根基。“驯服功能”既源于欧盟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刚性”特质，也源于成员国间在相互交往中的磨合与制约。长此以往，欧盟的制度网络自然会“驯服”那些不羁的行为者，磨平其棱角，软化其“刺头”成分，从而有利于欧洲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形象，为多边主义规范的生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总之，欧盟的制度网络构成了多边主义规范得以生成的另一个主导机制。　　 除了欧盟自身的制度网络之外，欧盟在它的对外关系中还非常注重在与对方的关系中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这些制度也会形成一定的网络。其中，欧盟的价值理念与规范往往会渗透在这些制度网络中，可以称之为欧盟的延伸网络。它们在欧盟的对外关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在现实的外交中，就问题领域而言，欧盟的对外关系包括对外经济关系、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扩大政策、周边政策，等等。实际上，在欧盟的外交实践中，多边主义的例子有很多，其中最能体现欧盟规范多边主义的是洛美协定和亚欧会议。当然，在许多其他的事例中，例如甚至在伊朗核危机的问题上以及朝鲜核问题上，都可以看到欧盟对多边主义的坚持和重视。本论文选取洛美协定和亚欧会议为案例，通过对洛美协定和亚欧会议的案例研究来具体说明规范倡导者机制和制度网络机制在欧盟对外行为中作用和表现，作为对前述理论部分的一种验证。本论文认为，在洛美协定以及亚欧会议的例子中，规范倡导者机制与制度网络机制都起着重要作用。它们无论是对推动欧共体/欧盟与非加太国家的关系，还是构建新型的南北关系；无论是对促进亚欧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还是缔造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亚欧模式”，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体现了欧盟规范多边主义的思想理念。　　 总之，本论文遵循了现象观察、理论解释与案例研究的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路径，认为多边主义在欧洲历史上经历了从工具多边主义向规范多边主义的转型，从之前的政策工具逐渐转变为欧盟的一种价值理念与规范，内在地规定和约束着它的对外行为。欧盟领袖倡导者与制度网络是促成规范多边主义得以生成的两大主导机制，它们的作用与功能在洛美协定与亚欧会议的例子中得到了展现与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