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非典危机而在中国大陆全面启动的行政问责制度,正在欣欣向荣的发展,得到民众的热切关注和追捧。然而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存在较大的理论分歧和严重的制度缺陷,亟需解决。本文将致力于厘清行政问责制度的理论架构和制度完善。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分四章。第一章从认识行政责任入手,解析行政问责的定义和内涵,认为行政问责主要是特定的问责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和事由,对行政主体及行政公务人员的违法行政、不当行政或部分合法行政所产生的行政责任进行追究的一种制度。但又不把行政问责制度简单地等同于行政责任的追究,而把它看作一个复杂而系统的体系,包括问责救济程序和问责后续机制,包括事先预防机制,依法行政,权责统一,行政效能和公务员实绩的科学考核和评估,以及信息公开制度等。从问责主体,问责客体和对象,问责事由,问责程序和责任体系几个构成要素来全面认识行政问责制度,从而界定论文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追溯行政问责制度的理论渊源,从传统政治学的社会契约论和行政控权说,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人”、“现实的人”假说和“委托-代理”理论,推导出建立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性,尤其对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构建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在建设和谐社会主义,在打造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等方面,意义非凡。第二章以客观的眼光审视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历史和现状,高度赞扬党和政府在此领域所做的努力,在立法工作、公务员管理和行政问责的实践方面取得的成效,科学评价我国当前的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法制的诸多硬伤,人治色彩浓厚,风暴化问责,配套体制不健全,责任体系混乱,缺乏问责后续机制等。第三章介绍西方典型民主国家—美国和法国,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特色行政问责制度,例如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和文官制度,法国的宪法委员会、行政法院和行政调解专员制度,香港的高官问责制。依次分析这些特色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和可利用价值,合理借鉴,以充实和完善中国的行政问责体制。最后一章是提出有效建议,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从创新公共行政文化到完善法律制度,软硬兼施,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着重同体问责制度化规范化的同时,加快对异体问责薄弱环节的补救；做好配套制度的支持,权责一致,政务公开,新闻自由,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划分和构建科学的行政责任体系,确保问责的合理性；完善行政问责后续效力,保证问责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