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阐释学为理论支点,从历史角度研究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间老舍长篇小说的英译情况;以进行适应性扩展之后的乔治·斯坦纳“阐释运作”理论(Hermeneutic Motion)为框架,将“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纳”(incorporation)、“补偿”(restitution)分别对应于翻译活动中的文本选择;源语文本的理解与翻译的内容操控;文学样式操控与译本形成:输入与输出双方付出努力以求达到翻译平衡。论文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半个多世纪中的老舍长篇小说英译进行探究,以期发现老舍长篇小说英译始于何时,起于何因,通过何种方式被译介到西方,英语世界读者又以何种方式接受。具体说来,论文考察老舍长篇小说西行过程中的初期经历了怎样的扭曲与变形,中西方译者与出版商又通过怎样的努力力争恢复老舍长篇小说的本来面目,恢复源语文本的内部平衡和文本间平衡,兼具描述性与规定性研究范式——除了对翻译活动进行描述性研究之外,更对老舍长篇小说的英译提出了明确判断,并提出英译中国现代小说的广义实践标准与最终伦理目标。论文中,老舍的八部完整长篇小说以及一部未完成小说的英译,将被作为一个延展的源语文本整体,同样,老舍小说英译史将被作为一个延展的翻译过程,即一个延展了的阐释运作过程。论文分为上下两大部分。上部分包括研究目标,研究方法、视角以及预期的成果;文献回顾中对老舍长篇小说英译的前行研究进行了梳理、分类与总结:在理论准备中,挖掘斯坦纳“阐释运作”理论的阐释学渊源,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并辅以相关翻译理论,对该理论进行了详尽解释与适应性扩充与细化:区分理想“信任”与实用“信任”以及中间地带;明确“侵入”的具体步骤;分析“吸纳”的成因与结果;解读“补偿”与“平衡”的含义,使得该理论能够更好地运用于翻译历史研究中。下部分在“阐释运作”理论框架下对老舍长篇小说英译进行具体研究。第一部分着重从阐释“信任”来探究老舍长篇小说英译的文本选择问题。该部分将文本选择活动置于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中,考虑所有重要参数,旨在发现文本选择活动的变化规律及其成因。第二部分探讨“侵入”阶段,即对源语文本的理解与解释阶段,该部分考察译者如何操控文本内容及其背后原因。第三部分通过译语文本的文学样式和特征,考察在译语社会的翻译传统与文学规范的制约与影响下译本形成的过程以及译语读者对译本(作为翻译文学以及译语文化原创文学库的成员)的接受情况。第四部分是对前三部分的总结并导入最后一部分:指出翻译不“平衡”可能产生于前三个阐释步骤中的任何一个,并对不“平衡”症状进行描述与分析。第五部分聚焦于翻译的“补偿”,即恢复前三个阐释步骤产生的不“平衡”。源语与译语的译者与出版机构等都做出了“补偿”努力,包括扩展文本选择范围,以恢复译语文化与源语文化,译本与源语文本之间的平衡,以及诸源语文本之间的平衡与单文本内部平衡。在“阐释运作”理论前三个步骤的框架统领下,论文首先着重分析老舍的两部长篇小说的英译:《骆驼祥子》1945年英译本Rickshaw Boy和《猫城记》1964年英译本City of Cats,因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老舍众多长篇小说中只有这两部被西方出版商(译者)主动译为英文并产生广泛影响。论文对于译者或者出版机构选择此两部长篇小说的背景和原因进行详尽探讨,并通过译本细读,中英本对照,研究“侵入”与“吸纳”的特征,并置于历史-文化-文学语境中进行分析。“补偿”阶段的研究则考察了老舍其他几部小说英译,包括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初由老舍亲自参与或联系的《离婚》、《牛天赐传》、《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的英译,即原作者自己参与或发起的“补偿”活动:20世纪70年代之后,英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和香港方面进行的恢复老舍小说英译“平衡”的尝试: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大陆方面对老舍小说英译“平衡”恢复做出的努力,包括对《二马》等老舍早期小说的英译以及《正红旗下》等自传性、后期作品的英译。老舍长篇小说,经历了70年代之前西方译者的实用“信任”,偏见“侵入”,归化“吸纳”,以及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老舍不适时的“补偿”努力之后,逐渐走向“平衡”——向西方世界译介中国现代小说的广义技术标准与最终伦理目标。最后结论对论文研究进行总结,并对今后相关研究提出建议。指出“阐释运作”理论兼具描述性与规定性的特征,重申其应用于某一作家的某一类文学作品英译历史学研究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