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由于相关规范的单一、分散以及陈旧,现行民事执行豁免规范已难以有效满足社会需求,亟待立法的进一步指导。就是否应当赋予现行豁免规范尚未明确规定的财产类别以豁免地位,不一致的判断已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对执行豁免制度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建设提出了要求。目前看来,既有研究的视角局限于域外立法的单纯考察,尚未仔细审视执行豁免制度的基本框架,也未详细阐述执行豁免制度立法的根本目的和所需的决策依据,从而无法就执行豁免中的财产范围问题给出具备说服力的解答。为此,本文主要从民事执行豁免的制度价值入手,结合域外立法范例,尝试回答我国执行豁免制度面临的基本问题、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以期推动我国民事执行豁免制度的完善。除结语外,本文约四万字,共分为六个部分:引言部分通过考察相关实践和理论研究现状,指出我国执行豁免制度中存在的规则疏漏和理论不足。在现行规则上,豁免财产的既有范畴有待进一步明确,适用程序的缺失则导致了诸多弊端。在理论研究中,明显存在的不足一是诸如法律效果、被执行人范畴、适用条件与近似制度的联系等基本制度问题未得到明确回答;二是未能详细给出执行豁免制度的根本目的和立法决策所需的理论依据,判断某一类别财产是否应被赋予豁免地位的实体依据为何这一纯理论问题尚未得到解答。第一部分概述民事执行豁免制度,参照既有制度概念回答上述基本制度问题。民事执行中的豁免执行并未免除债务人的任何责任和义务,在程序上的效果为禁止人民法院对债务人的部分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在实体法上的效果则是将债务人的部分财产排除担保;广义上,执行豁免制度共有三套,分别适用于履行公共职能的法人被执行人、国家被执行人和自然人被执行人,但由于理论依据的不同,本文仅讨论针对自然人被执行人适用的“狭义”执行豁免;在适用条件上,执行豁免仅适用于金钱债务的执行,并且不区分债务人是否资不抵债;在制度设计上,禁止无益执行的传统执行规则可为执行豁免中的“交换扣押”提供支持。第二部分剖析民事执行豁免的制度价值以建构执行豁免立法所需的决策依据,即赋予债务人特定财产豁免的实体理由。既有学说对执行豁免“人权保障”价值的论述过于片面,未充分考虑债权人和国家在执行豁免中的利益关系,此外认为执行豁免能够平衡执行当事人双方法律地位的看法赋予了执行豁免过高的期望,实际上并不成立。从社会需求入手,明确执行豁免制度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和风险社会的兜底制度,具有内化因社会主体交易失败所造成的负外部性的重要功能,可被视为国家为社会交易安排的强制保险。据此,在具体规则设计时,立法者应努力在“促进资本融通”和“降低交易风险”这两大社会目的之间取得平衡。第三部分讨论民事执行豁免制度的运行基础,分析了综合财产查控机制与执行程序公开、社会信用体系、司法救助制度同执行豁免制度的联系。对于执行豁免制度的运行,上述技术或制度依次分别为执行豁免的适用提供了可靠的事实基础、消除了执行豁免制度被滥用的风险、解决了执行豁免制度无法解决的固有难题。第四部分讨论民事执行豁免制度中的实体问题,即豁免财产的范围问题。以第三部分所给出的研究结论为起点逻辑重新审视这些财产问题,可以完善制度细节。第一,“必需生活费用”的确定需要明确被执行人所扶养之家属的范围以及确定该项费用的年限;第二,债务人收入因性质不同可被赋予不同幅度的豁免;第三,以域外“个人债务调整制度”为参考,是否可利用生产工具稳定盈利可作为是否赋予债务人生产工具豁免利益的判断标准;第四,在赋予精神财产豁免地位时,在规范层面,应采列举式立法明确可能代表债务人精神利益的财产种类,同时也应允许“交换扣押”以协调执行当事人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第五,担保物权应优先于执行豁免:债务人为部分法定豁免财产设定担保物权后,不再就该财产享有豁免利益。第五部分讨论民事执行豁免制度中的程序问题,即执行豁免的适用问题。在理论上,执行豁免的适用应提前至执行调查阶段,用以确定执行标的。在适用程序的安排上,可通过报告财产令和执行通知书要求被执行人提出豁免申请,并提交相应证据,并通过安排恰当的听证程序和复议程序解决相关争议。